尼葛洛庞帝于1978年指出计算机工业、出版印刷工业和广播影片工业正趋向融合，1983年普尔则在著作《自由的技术》中明确提出“传播形态的聚合”（the convergence of modes）概念，针对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的研究就此起步。
2014年随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国内学界针对媒介融合的研究在政治逻辑的推动下逐渐上升为国家战略。在传统主流媒体面临权力扩散的危机之时，媒介融合无疑是助力其转型重构的良药。本文将从我国媒介融合的现状、难点、发展趋势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与论述。
一、现状
（一）中央厨房：强化主流媒体议程设置能力
新媒体的冲击下，传统媒体广告收入严重下滑，产品正陷入无人问津的困境。为缓解生存危机和有效开展正确舆论引导，传统主流媒体借餐饮业“中央厨房”概念，通过内容集约化制作，实现新闻信息的多级开发，以提高传播效果、节约传播成本。
其中，最著名的实例无疑是2015年两会期间人民日报社生产的系列报道，在借中央厨房实现高效生产满足受众需求的同时，还积极向其他媒体供稿。随着媒介融合持续推进，具有雄厚资本的主流媒体纷纷借助“中央厨房”强化自身议程设置能力。
（二）县级融媒体：打通信息传递的最后一公里
县级融媒体是整合县级广播电视机、报刊、新媒体等资源开展公共服务的融合媒体平台，在国家传播格局中作为主流媒体的必要协助者。在信息传递与收集过程中，县级融媒体处于“最后一公里”的关键位置，有效链接了国家与公众。
北京市海淀区融媒体中心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等高校、企业合作，成立中关村媒体融合发展联盟。这一形式意在推动媒介资源、政务资源、科教资源的有效整合，值得更多县级融媒体建设者借鉴。
（三）反向融合：新媒体的自我规训
学者周逵在论文中指出，为了增强企业自身系统安全性而探索确保政策合规性的资源和路径，当下新媒体领域普遍存在“反向融合”现象。在传统媒体为实现话语模式革新而向新媒体学习之际，新媒体平台也正按照传统媒体的运行逻辑进行自我规训。
例如《偶像练习生》在第二季的筹备过程中，为确保文化与价值合规，节目组将节目改名为《青春有你》，在用语习惯上将观众“投票”改为“助力”、“C位”改为“中心位”，这正是“反向融合”的具体表现。
二、难点
（一）文化隔阂：传统思维的艰难转型
互联网文化建构于互动和平等的传播情境之下，与传统媒体保有的给予式、单向式文化有着天然隔阂，在媒介融合发展过程中，这便成了不小的阻碍。因缺乏“用户思维”，许多传统媒体只是简单地将信息产品移植到各类新媒体平台，因为缺乏互联网基因而难以取得传播效果。
不少传统媒体在开设抖音、微博等账号并按时更新内容后便自诩为“媒介融合”，可是忽略了形式与内容创新以及和受众的互动，难免沦为自娱自乐的“单机”游戏。
（二）人才困境：全能型人才稀缺
人才是媒介融合的重要推动力，专业的全能型记者是融媒体平台的核心资源。但在当下媒介融合的推进过程中，技术体制均置于首位，而媒体人成了转型下的附庸。如在“中央厨房”集约式，一体化的模式架构之下，编辑部的扁平式结构渐为“编辑中心制”所取代，记者沦为了受制于KPI 的“采集工”，越发难以实现其“成名的想象”。在这种人才激励机制缺乏的模式之下，媒体人的流走，投身创业也不难想象。
加之传媒教育界对新媒体人才的培育相对滞后，许多学校课程主要或是针对传统媒体实践，导致相关专业毕业生的理论与当下实践存在一定脱节，人才困境限制着媒介融合的进一步发展。
（三）机制束缚：+互联网的有限融合
我国传媒机构“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运作模式使得传统媒体对于媒介融合的需求并不那么迫切，依靠财政拨款并不会让失去读者的媒体一蹶不振。加之组织内部条块分割，在不同层级政府的管理下，传媒企业间资源合作和整合存在困难。
疫情期间，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和自下而上的信息汇集和传递机制，存在上下层级媒体间权责不统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在体制机制的掣肘之下，媒介融合难以向深层次迈进。许多媒体只是在诸多部门之中增设互联网部门，相关工作难以创新，只能做到+互联网的有限融合。
三、 发展趋势
（一）思维变革：互动与服务意识
在互联网的传播情境下，用户的注意力决定着传播效果。媒介融合要取得成效，关键便在于用户注意力的获得，因此互动与服务意识无疑是媒体所必备的。媒体所生产的内容与提供的服务都应能抓住用户需要，以用户为中心。
例如纽约时报在数字化转型之际，深耕生活服务领域开设了NYT-Cooking等服务，获得了大量用户的青睐。
（二） 人才培育：打造新型意见领袖
互联网时代传媒行业应注重培养记者的互联网思维和技术素养，提高其数据分析、利用能力，在新兴传播格局下培育具有引导力的全能人才。新闻工作者应跻身“意见领袖”的行列，为普通受众提供具有专业水准的信息、信息解释以及其它服务，这对于媒介融合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例如网易便和复旦大学共建了“媒体内容实验室”以孵化人才，为其媒介融合发展储备生力军。
（三）机制创新：互联网+的融合建设
面对“有限融合”的限制，应对之道在于以“融媒体中心”同一指挥调度部门、整合各方，以互联网+为底层逻辑，打破机制藩篱。唯有从组织架构调整和流程再造入手进行融媒体建构，重塑思维理念，实现资源、人才、体制、机制的“全融合”，才能在打造新型主流媒体的道路上走得又快又稳又好，真正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的要求。
<hr/>在阐释当今世界特征之时，“新媒体”常被提及，在其融入社会生活之际，传统媒体的边缘化趋势已然成为不争的事实。面对复杂的传播新形势，媒介融合无疑其带来新的可能。
但正如学者胡翼青所言，传统媒体不能只盯着新媒体的先进技术，只顾埋头进行技术改造，而对新媒体运作的游戏规则及其破坏性关心不够。随着媒介融合步入“深水区”，当下实践中形式上的简单“相加”应逐渐走向真正的“相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