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
王兆胜（《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北京 100720）
［摘要］林语堂酷爱和痴迷明清小品，将它视为精神和灵魂的源头，这是其他中国现代作家所无法比拟的。究其原因，主要与周作人的倡行、小品文的特质、作家的性情及对当时文坛的不满有关。明清小品帮助林语堂确立了生活的艺术观，赋予了他幽默、性灵和闲适的审美趣味，强化了他对常识的尊重等。林语堂对明清小品的超越意向在于：具有更多的现代思想意识，更富于放逸、自由和优雅的气度。当然，过于崇信明清小品使得林语堂因袭大于创造，还由于躁动大于静穆，林语堂就不能像明清小品作家一样对物性和天地道心有更深刻的感悟。
［关键词］林语堂；明清小品；酷爱与痴迷；人生哲学；审美味趣
［作者简介］王兆胜（1963—），男，山东省蓬莱市人，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编审，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和散文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71（2006）01-0126-11［收稿日期］2005-11-08
就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而言，的确如胡适所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远处不说，汉有赋、唐有诗、宋有词、元有曲，到了明清时期则有小说和小品文。小品文就如同春日的鲜花，在明清之际焕发出奇光异彩，沁人心脾！林语堂除了受惠于明清小说，小品文对他的影响更为巨大，可以说，小品文的精神渗入林语堂的灵魂，直接作用于他的思想观念、心灵世界、人生方式和审美趣味，以至于出现这样的奇观：提到小品文不能不想到林语堂，说起林语堂又不能将他与小品文分开，林语堂几乎成了”小品文”的同义语。然而，对于林语堂与明清小品的复杂关系，学术界少有人做深入探讨，更遑论提出富有启迪性的意见了。其实，林语堂与明清小品的关系是个富矿，对它的挖掘既有助于深入理解林语堂，又有助于反思中国现代新文学的生成，还有助于克服长期以来形成的思想与文学观念的偏误。
一、酷爱与痴迷
与许多中国现代作家刻板无味的人生形成了鲜明对照，林语堂是一台极富情趣的人，这除了表目前他爱烟斗、迷《红楼梦》、恋旧、喜欢动画片和耽于梦想外，还有一点就是醉心于小品文。小品文早已有之，袁小修在《导庄》中说：”庄生内篇，乃贝叶前茅。”“此老牙颊自具禅髓。”［1］小品之名较早见于《世说新语》，文中有言： “殷中军读小品，下二百签，皆是精微，世之幽滞，尝欲与支道林辩之，竟不得。今小品犹存。” “殷中军被废东阳，始看佛经。初见维摩诘，疑’般若波罗密’太多；后见小品，恨此语少。”［2］（P124、127）以后经唐、宋、元数朝代，到晚明时小品大盛，清代则秉承其余绪。
身为中国现代作家的林语堂，并未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采取决绝的反对和批判态度，反而多有继承和发展，对于小品文更是如此。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语丝》杂志时期，林语堂与鲁迅、周作人等一起，写独抒己见、自由奔放的小品文章；到30年代初，林语堂独树”小品文”大旗，倡导幽默、闲适和性灵的文学思想；30年代中后期，林语堂写成的《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也都属于小品文范畴。这包括其题材的广泛细致，精神的自由开放，见解的卓尔不群，笔调的谈话风格，文体的放逸自在，语言的平易纯粹等；即使到后来林语堂的小说《京华烟云》、《奇岛》和文化随笔《辉煌的北京》、《从基督徒到异教徒》也都未失小品文精神。晚年的林语堂以中文为台湾《中央日报》副刊写的”无所不谈”专栏又回到”小品文”的路子上，其作品更加老到自然，如率性憨态的婴儿。
更为重要的是，林语堂的生活也是小品文式的，这表目前他的随意和平、幽默有趣、我行我素、坦荡自然、天真烂漫等品性和人生态度上。林语堂往往较少如有的现代作家那样，或有着戏剧性的一生，或有着小说式的虚构荒诞，或有着诗样的短暂性的激情冲动，他走过的主要是”小品文”式的一生。这看似没有什么波澜壮阔与多姿多彩，但却也是风行水上的人生，潇洒、自然、快乐和幸福，如一首绵延纯粹的歌！林语堂曾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自个”小品文”式的理想人生图景，他说：
我要一间自个的书房，可以安心工作。并不要怎样清洁齐整。不要一位Story of San Michele书中的Madamoislle Agathe拿她的揩布到处乱揩乱擦。我想一人的房间，应有几分凌乱，七分庄严中带三分随便，住起来才舒服，切不可像一间和尚的斋堂，或如府第中之客室。天罗板下，最好挂一盏佛庙的长明灯，入其室，稍有油烟气味。此外又有烟味、书味，及各种不甚了了的房味，最好是沙发上置一小书架，横陈各种书籍，可以随意翻读。种类不要多，但不可太杂，只有几种心中好读的书，又几次重读过的书——即使是天下人皆詈为无聊的书也无妨。不要理论太牵强板滞乏味之书，但也没有一定标准，只以合个人口味为限。西洋新书可与野叟曝言杂陈，孟德斯鸠可与福尔摩斯小说并列。不要时髦书，马克斯，T.S.Elliot，James Joyces等，袁中郎有言，”读不下去之书，让别人去读”便是。
我要几套不是名士派但亦不甚时髦的长褂，及两双称脚的旧鞋子。居家时，我要能随便闲散的自由。虽然不必效顾千里裸体读经，但在热度九十五以上之热天，即应许我在佣人面前露了臂膀，穿一短背心了事。我要我的佣人随意自然，如我随意自然一样。我冬天要一台暖炉，夏天一台浇水浴房。
我要一台可以依然故我不必拘牵的家庭。我要在楼下工作时，听见楼上妻子言笑的声音，而在楼上工作时，听见楼下妻子言笑的声音。我要未失赤子之心的儿女，能同我在雨中追跑，能像我一样的喜欢浇水浴。我要一小块园地，不要有遍铺绿草，只要有泥土，可让小孩搬砖弄瓦，浇花种菜，喂几只家禽。我要在清晨时，闻见雄鸡喔喔啼的声音。我要房宅附近有几颗参天的乔木。
我要几位知心友，不必拘守成法，肯向我尽情吐露他们的苦衷。谈起话来，无拘无碍，柏拉图与品花宝鉴念得一样烂熟。几位可与深谈的友人。有癖好，有主张的人，同时能尊重我的癖好与我的主张，虽然这些也许相反。
我要一位能做好的清汤，善烧清菜的好厨子。我要一位很老的老仆，非常佩服我，但是也不甚了了我所做的是指什么文章。
我要一套好藏书，几本明人小品，壁上一帧李香君画像让我供奉，案头一盒雪茄，家中一位了解我的个性的夫人，能让我自由做我的工作。酒却与我无缘。
我要院中几棵竹树，几棵梅花。我要夏天多雨冬天爽亮的天气，可以看见极蓝的青天，如北平所见的一样。
我要有能做我自个的自由，和敢做我自个的胆量［3］（P95—96）。
在此，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此长文，一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很好的小品文；二是因为它惟妙惟肖地传达了林语堂的”小品文”人生观及其理想，也多少展示了林语堂的小品文式的人生现实；三是因为其中两处提到明代小品，即林语堂对袁中郎读书之言和明人小品的崇尚之情！
“耽读”，这是林语堂酷爱和痴迷于明清小品的第一台表现层次。林语堂藏书、读书甚多，但以明清小品为最，其热爱程度也是如此！在明清小品作家中，林语堂热爱者有徐渭、陈继儒、张岱、金圣叹、李笠翁、公安三袁、屠赤水、刘鹗、袁枚、郑板桥、沈复等，其中林语堂最佩服的要数袁中郎。1934年，林语堂说自个最爱读的书籍之一，是”《袁中郎全集》——向来我读书少有如此咀嚼法。在我读书算一种新的经验”［4］。在《烟屑（一）》中，林语堂写道：”其实我看袁中郎，原是一部四元买来的不全本。一夜床上看尺牍，惊喜欲狂，逢人便说，不但对妻要说，凡房中人甚至佣人，亦几乎有不得不向之说说之势。时未读文集也。然此中有个道理，能说尺牍中语者，其人之英灵气魄已全毕现，其文中亦必无迂腐门面语，此可断言也。故曰文章观气魄，妙语主空灵。气魄足，必有佳品。屠赤水亦是此中一台。”［5］（P154）这颇似袁中郎当年读徐文长文的喜悦激动以至于疯狂的情态。在《徐文长传》中，袁中郎开篇即道：”余一夕坐陶太史楼，随意抽架上书，得《阙编》诗一帙。恶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稍就灯间读之，读未数首，不觉惊跃，急呼周望：’《阙编》诗何人作者，今邪古邪？’周望曰：’此余乡徐文长先生书也。’两人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僮仆睡者皆惊起。盖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内有文长先生。噫，是何相识之晚也！”［6］（P250）虽然袁中郎读诗，林语堂读小品，但二人热爱之情、夜读之时和叙述之手法如出一辙，从中也可见二人灵魂的贴近！
“大量翻译介绍”，这是林语堂迷醉于明清小品的第二个表现层次。早在30年代，林语堂就英译了沈复的《浮生六记》（因未见全本，当时只译出四记），并在《天下》月刊第1、2、3、4期发表。为访得《浮生六记》全本和沈复夫妇生平及其墓地，林语堂可谓大费周折，而乐亦在其中矣！后来，林语堂还英译了屠隆的《冥寥子游》，张潮的《幽梦影》，蒋坦的《秋灯琐忆》，金圣叹的《论游》、《西厢记序·留赠后人》、《水浒传序》，陈继儒的《闲居书付儿辈》，李笠翁的《闲情偶寄》，张岱的《扬州瘦马》、《西湖七月半》，郑板桥的《养鸟》、《家书》，曹雪芹的《凤姐说茄鲞》、《黛玉葬花诗》，刘鹗的《大明湖说书》，江进之的《雪涛小书》，等等。众所周知，汉译英相当困难，更多是吃力不讨好，但林语堂却乐此不疲，说明他对明清小品的倚重与喜爱。如果不是痴迷至极绝难做这样辛苦的工作。
“信手捻来和不厌其烦地引录”，这是林语堂迷醉明清小品的第三个表现层次。如果翻开林语堂的作品，不论是小品、文化随笔或是论述著作、小说，所引明清小品之处甚多，有的篇章几乎达到俯拾即是的程度！且多有佩服赞赏语。这类引注既是材料取用，又为佐证己见，还属表情达意，说明林语堂对明清小品的耳熟能详和五体投地的佩服！如在《小品文之遗绪》中，林语堂说：”贯华堂《水浒传序》是一篇绝好的个人笔调文章。”“此种笔调，到李笠翁已是洋洋洒洒的大文，去现代散文已不远，只有文言白话不同而已。其理由甚简单，笠翁才思超逸，事事自发机杼，《一家言》无一句抄袭人家，故写出必是个人笔调，而因此笠翁之文，至今无一篇不读得。又因其作文如说话，纯然以语言自然之节奏为节奏，遂洋洋洒洒而来，去五柳先生文字甚远，而变为繁长，正如今日白话散文比文言繁长一样。”在援引李笠翁句子后又说：”白话散文此种趋势，笠翁早已见到。所谓宾白中之古风史汉，笠翁亦应坐一把交椅。”［7］林语堂在《说浪漫》一文中，除了引述屠隆的话，还称赞他的”浪漫思想最明”，”眼光实超人一等”，”此人尚放任，尚伟大，尚高傲”［8］。
“理论倡扬”，这是林语堂醉心明清小品的第四个表现层次。尽管早在20年代末，林语堂就公开倡导”幽默”，但应者寥寥。直到30年代，林语堂公开举起幽默、闲适和性灵的”小品文”大旗，并以《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等刊物张其帆，于是一场震撼”上海滩”乃至于轰动全国的文学运动轩然兴起。就连鲁迅也不得不站出来撰文反对，他在《论语一年》中说：”老实说罢，他（指林语堂——笔者注）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先前，是对于’费厄泼赖’，目前呢，就是’幽默’。我不爱’幽默’，并且以为这是只有爱开圆桌会议的国民才闹得出来的玩意儿。”［9］（P567）鲁迅还在《小品文的危机》、《小品文的生机》和《杂谈小品文》中批评林语堂及其小品文主张。值得注意的是，林语堂并没有因为鲁迅反对而放弃自个的文学主张，小品文也未因此减弱或灭亡。当时，林语堂连续发表了《缘起》、《论语社同人戒条》、《人间世发刊词》、《论小品文笔调》、《小品文之遗绪》、《再论小品文之遗绪》、《杂说》等，其核心思想即是倡导”幽默”、”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参透道理是幽默，性灵解脱有文章”的小品文。从此，林语堂与鲁迅这对好友逐渐分道扬镳了。
“写作小品文以示范”，这是林语堂醉心于明清小品的第五个表现层次。林语堂不仅进行小品文的理论倡导，还发表了大量小品文，以实现自个的文化和文学主张。与《语丝》时期的叛逆精神和大胆尖锐不同，林语堂30年代的小品文多了幽默、闲适、性灵和韵致，从而使其小品文达到了内蕴冲和、平淡自然的境界。就如同蚕蛹的羽化成蝶，此时林语堂的小品文变得更加逍遥自适、轻灵优雅了。这不能不归于明清小品对林语堂的浸润与化合之功。
林语堂曾在《四十自叙诗》中这样自白：”近来识得袁宏道，喜从中来乱狂呼；宛如山中遇高士，把其袂兮携其裾。”［10］这充分表明林语堂对袁中郎（袁宏道——笔者注）的热爱、崇拜和向往之情，从中也可得见他所受明清小品内在而深刻之影响。
二、钟情之原因探讨
一般都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主要得助于外国文化和文学的介入，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彻底批判及否定基础上产生的。其实，这仅仅是问题的一台方面；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不可能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因为它在向西方”拿来”时，不可能离开中国古代这一”母体”。换言之，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之木，再好的外在”嫁接”也不可能结出硕果。林语堂与明清小品的因缘即是这一思想观念的典型例证。
不过，在中国现代作家整体地”反传统”趋势中，林语堂何以能坚定不移而又近于狂热地崇尚明清小品？这里有什么内在因由和驱动力？这一文化与文学选择对于林语堂及其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有何启示意义？辨清这些问题，就有助于理解和评价林语堂的贡献与意义，也有利于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的成败得失。
首先，周作人的文化和文学观，尤其是他对明清小品的认识对林语堂具有启示作用和引路之功。1926年，周作人表示：”我常这样想，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虽然在文学发达的程途上复兴与革命是同一样的进展。”“我们读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难免有若干距离，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动则又很有现代的气息了。”［11］（P13）1928年，周作人又说：”明代的文艺美术比较地稍有活气，文学上颇有革新气象，公安派的人能够无视古文的正统，以抒情的态度做一切的文章，虽然后代批评家贬斥它为浅率空疏，实际却是真实的个性的表现。”“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而目前中国情形又似乎正是明季的样子，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这原是无足怪的。”［11］（P76、80）在《中国小说源流》一书中，周作人也持此说。林语堂对明清小品的看法，颇近于周作人，有的简直如出一辙。也可以这样说，因为周作人将明清散文（包括小品）与现代散文联系起来，并对之有了基本的定性和概括，林语堂才将目光投放于此，并直接承接了一些现成的观点。1935年，林语堂就直言：”周作人谈《中国文学的源流》一书推崇公安竟陵，以为现代散文直继公安之遗绪。此是个中人语，不容不知此中关系者瞎辩。”“周作人得力于明文，肚里有数码也。”［7］自《语丝》杂志始，林语堂就是周氏兄弟的战友及跟从者，30年代初期，林语堂与鲁迅渐远，与周作人的关系却更为密切，因此，受其影响也就自然而然了。
其次，明清小品对林语堂很有引力，这主要是指其自由的思想因素和性灵的精神气质而言的。如有的研究者指出：”中国散文源远流长，但散文作为一种完全独立的自由文体，从总体看，只有到了晚明小品的大量涌现才得以实现。……惟有晚明小品摆脱了’载道’的重重束缚，任心而发，纵心而谈，较为自觉地使散文变成了自由文体。……在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晚明小品最富时代气息，这也正是在崇尚个性、自由、民主的五四文化氛围里许多现代散文作家钟情于晚明小品文的原因所在。”［12］（P1—2）林语堂也是这样看待明清小品的，他说：”文主心境，正是小品之本来面目。袁中郎之旷达自喜，萧散自在，也正是小品文本色。公安派举出’信口信腕，皆成法度’八字，及’文贵见真’，’文贵己出’，’反对模仿’诸说，已在文学理论上建起现代散文之基础。”［13］林语堂在《论文》中说：”性灵就是自我。代表此派议论最畅快的，见于袁宗道论文上下二篇。” “性灵派文学，主’真’字。发抒性灵，斯得其真，得其真，斯如源泉滚滚，不舍昼夜，莫能遏之，国事之大，喜怒之微，皆可著之纸墨，句句真切，句句可诵。不故作奇语，而语无不奇。”［14］（P3、13）在明清小品里，林语堂看到了真情与自由的现代思想和精神，从中他可以吸取建设现代新文学的资源和活力，因为毕竟明清小品不同于西方文学，它是土生土长的，与作者有着灵魂的贴近和切肤之感。
再次，与林语堂的个性气质有关。林语堂自小就有爱自由和我行我素的天性，不愿意受到任何束缚，外在的和内在的皆然；林语堂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所以他对天地自然怀有敬畏和崇拜之情，对虚假与做作天然地反感厌恶；林语堂从父亲那里接受了幽默的天性，所以诙谐有趣，充满人生的智慧。所有这些都是林语堂亲近明清小品的内在动因。比如，其父是一位乡村传教士，希望儿子学成后也当牧师，然而，林语堂却改学语言学和文学，甚至成为一台异教徒，如果没有自由精神，这是难以想象的。又如，在大学期间，林语堂也是个不守规矩的学生，教中文的民法教员是个前清的秀才，不懂民法和教学法，常常花一刻钟只讲十行课本，所以，林语堂常在课上读课外书。后来，在自个喜欢的英文、法文和心理学课上，林语堂也读课外书［15］（P44—45）。林语堂还表示：”我要有自由能流露本色自然，无须乎做伪。”“我从来没有写过一行讨当局喜欢或是求取当局爱慕的文章。我也从来没有说过讨哪个人喜欢的话；连那个想法压根就没有。”［16］（P47、48）郁达夫曾称道林语堂，说他”生性憨直，浑然天真”，有”书生本色”，”反对道德因袭以及一切传统的拘谨自由人”［17］（P275）。林语堂还写过一篇文章《吃草与吃肉》，将自个比成吃草动物，他说：”世上只有两种动物，一为吃草动物，包括牛羊及思想家；一为吃肉动物，包括虎狼及其事业家。吃草动物只管自个的事，故心气温和良善如牛羊；吃肉动物专管人家的事，故多奸险狡黠，长于应付、笼络、算计、挟持、指挥……”［5］（P249）林语堂属羊，当然这是他的自喻。很显然，林语堂这样一台爱真恶假，善良美好，有着自由和纯朴本性的人，喜欢明清小品的思想、个性和趣味，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再其次，对当时文坛的强烈不满也是林语堂取近明清小品的重要原因。总体说来，”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学是全新的、个性的和人的文学，这是对专制的、载道的和非人的文学的超越。但渐渐地，一种新道学和新八股文浸入文坛，对文学产生了不良影响。对此，林语堂有着相当自觉和清醒的意识，并撰写长文《今文八弊》展开批评。所谓”八弊”，包括：（一）方巾作崇，猪肉薰人；（二）随得随失，狗逐尾巴；（三）卖洋铁罐，西崽口吻；（四）文化膏药，袍笏文章；（五）宽己责人，言过其行；（六）烂调连篇，辞浮于理；（七）桃李门墙，丫头醋劲；（八）破落富户，数伪家珍。在我看来，这样概括当时的文坛弊端，虽有个人意气存于其间，但基本没有失去准则，这在当时以至于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属于真知灼见和振聋发愦之声。如对于将一切与”救国”相连，甚至为不懂国事为何物的儿童和小学生开辟”提倡国货号”，”把一时的政治意见注入到幼稚的头脑里去”，周作人就曾给予尖锐的批评，并愤怒地说：”我看了不禁伤心，想到那些主任教员真可以当得’贼夫人之子’的评语。小孩长大时，因了自主的判断，要去冒险舍生，别人没有什么话说，但是这样的糟蹋，可以说是惨无人道了。”［18］（P303—304）林语堂也指出：”中国文章最常见’救国’字样，而中国国事比任何国糊涂。”“今人言宣传即文学，文学即宣传，名为摩登，实亦等吃冷猪肉者之变相而已。”对于文学之时尚冒进风气，林语堂尖锐地讽刺道：”今人所要在不落伍，在站在时代前锋，而所谓站在时代前锋之解释，就是赶时行热闹，一九三四年以一九三三年为落伍，一九三五又以一九三四为落伍，而欧洲思想之潮流荡漾波澜回伏，渺焉不察其故，自个卷入漩涡，便自号为前进。”［5］（P117、120）可以说，当时文坛的种种不良现象是与明清小品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事实上，林语堂提倡的小品文已经与当时的文坛发生了冲突，这更坚定了林语堂的决心。林语堂说：”比方《论语》提倡幽默，也不过提倡幽默而已，于众文学要素之中，注重此一要素，不造谣，不脱期，为愿已足，最多希望于一大国中各种说官话之报之外有一说实话之报而已，与救国何关？《人间世》提倡小品文，也不过提倡小品文，于众笔调之中，看重一种笔调而已，何关救国？”［5］（P121—122）这一看法与林语堂的政治观和文学观联在一起，因为他一向反对文学为经国之大业，更反对动辄将亡国之罪归于文人，认为其做法与将亡国归结于女人一样荒唐无耻！林语堂强调，国家兴衰存亡的主要责任在于官僚政客，决不是女人与文学。这一看法虽有偏颇，但也并非无道理。也是站在这一角度，林语堂喜爱明清小品解脱了政治等外在束缚的自由无拘；反过来，林语堂也希望用明清小品克服当时文坛的病相。二者具有互相的因果关系。
最后，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无知”，恐怕也是林语堂对明清小品情有独钟的原因。一般人总认为，知识与认识储备是理解和获得成功的前提或必备条件。一人对某一事物拥有的知识越多，对它的认识就越容易深入下去，越容易实现新的跨越和达到真理。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台方面，让人看到了”前理解”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人的知识和固有观念有时也是一种限制，它极容易制约对某一事物的认知兴趣。英国作家林德写过《无知的乐趣》一文，对已有的常识和理念提出挑战，他说：”无知并不完全是可悲的。从这种无知我们可以得到有所发现的乐趣。”“人类感受过的最大欢乐之一是：迅速逃到无知中去追求知识。无知的巨大乐趣，归根结蒂，是提问题的乐趣。已经失去了这种乐趣的人或已经用这种乐趣去换取教条的乐趣（这就是回答问题的乐趣）的人，已经开始僵化。”［19］（P337、340）叔本华坚决反对只一味读书而懒于思考的书呆子，并将之戏称为”将自个的头脑变成别人跑马场”的那种人。他还说：”每个人也只记住让他感兴趣的事情。”［20］（P23）
由于自小接受的主要是基督教学校式的教育，所以，林语堂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底就不能与鲁迅等人相提并论，尤其在青年时期还表现得相当无知。如林语堂说他在清华大学期间，”使巴勒斯坦的古都耶利哥城陷落的约书亚将军的号角，我都知道，我却不知道孟姜女的眼泪冲倒了一段万里长城。而我身为大学毕业生，还算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实在惭愧。”“为了洗雪耻辱，我开始认真在中文上下功夫。”［16］（P70）不过，对于自个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知”，林语堂又看到了其有价值的内容，他说：”由此看来，我在成年之时，完全中止读汉文也许有点利益。那令我树立确信西洋生活为正当之基础，而令我觉得故乡所存留的种种传说为一种神秘。因此当我由海外归来之后，从事于重新发现我祖国之工作，我转觉刚刚到了一台向所不知的新大陆从事探险，于其中每一事物皆似孩童在幻想国中所见的事事物物之新鲜、紧张和奇趣。同时，这基本的西方观念令我自海外归来后，对于我们自个的文明之欣赏和批评能有客观的、局外观察的态度。”［16］（P102）由此可见，林语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知”，使他像一台乐于探险的孩子，能够没有任何先在的观念限定，而一直保持一份新鲜感和浓厚的欣赏兴味。因此，林语堂不像许多中国现代作家那样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拒斥的态度，而是充满亲和与热爱之情。
林语堂酷爱和痴迷明清小品并非偶然，而是由内外多种因素决定的，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在外因的促动下又变得更为强大，最后都集束在明清小品这面镜子上，从而折射出五彩缤纷的光芒。
问题的重要性还在于，正因为林语堂开始多受益于外国文化，对本土文化比较隔膜，他才能不受既定观念束缚而自由选择，这也是林语堂能提出”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重要原因。林语堂对明清小品的喜爱还给我们一台启示：对于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生成，不能简单和概念化地进行”东（尤其是中）”、”西”划分，因为它是二者合力而成。这颇似父母生子，谁能说”子”是”父”或”母”单独生成的？所以我认为，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除了充分肯定西方文化和文学的作用，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价值也必须给予足够重视。换言之，在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估价中，不能忽略或低估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中存在的现代性因素，否则，林语堂钟爱明清小品的因由就无法理解。
三、获益良多
明清小品就如同一口古井，虽然年代久远，但并未颓败枯竭，而是井水莹然，清冽甘甜依旧，于是，林语堂的身心经常得到它的清洗滋润；明清小品也像缕缕春风，虽然年年岁岁各不同，但它却吹开了林语堂的思想、文学、生活和梦想，使他的人生和文学之树郁蓊苍翠、花朵盛开；明清小品也可比成一双艺术之手，它不断拨动林语堂的心灵琴弦，于是，从悲感的灵魂里不断流出优雅美妙的乐音。可以说，明清小品之于林语堂，绝非可有可无，而是具有点燃和升华的意义。
林语堂曾大谈特谈他与明清小品作家的密切关系，并将之作为智慧和快乐的泉源，他说：”有一些朋友曾用他们的贡献和忠告，给我以特殊的帮助：第八世纪的白居易，十一世纪的苏东坡，以及十六、十七两世纪间那一大群独出心裁的人物——浪漫风流，口若悬河的屠赤水，戏谑诙谐、独出心裁的袁中郎，深刻沉着、堂皇伟大的李卓吾，感觉敏锐、熟悉世故的张潮，美食家的李笠翁，快活有趣的老快乐主义者袁子才，和谈笑风生，热情洋溢的金圣叹——这些人全是不依传统的人，这些人因为具有太多的独立见解，对一切事物具着太深的感觉，所以不能得到正统派批评家的喜悦，这些人因为太好了，所以不能遵守’道德’，因为太有道德了，所以在儒家的眼中是不’好’的。这群精选出来的伴侣人数不多，因此他们的存在使我享受到更宝贵，更诚恳的喜乐。”“我对这些作家，尤其是我精神上的中国朋友，是应该致谢的。……因为，在一种很真实的意义上说来，这些神灵是与我同在的，他们和我有着精神的交通，这是我所认为真实的交通方式——两个不同时代的人想着同样的思想，具有同样的感觉，彼此完全互相了解。”［21］（P363、362）这显然不是一般性的影响，而是具有精神和灵魂相通的感知，是一种只可意会而难以传达的熏染和浸润。
从明清小品中获得人生的启迪，不断提升自个的人生智慧，这对于林语堂来说至为重要。林语堂曾表示，”我不读哲学，而只直接拿人生当课本读”［21］（P361），可见，人生在他心目中的地位。由于明末清初系动荡不安的时代，文人士子的处境更为恶劣，一些有骨气的人就不得不独善其身和洁身自好，因之，人生的智慧就成为一台关键词。如屠隆的《娑罗馆清言》、陈继儒的《小窗幽记》、张潮的《幽梦影》都是对人生有着大彻大悟的智慧。林语堂长期沉浸其中，自然所获良多。
人生的”悲剧感”和”逍遥自适”是明清小品的共性，林语堂从中获得了生命的大彻大悟，此其一。
屠隆在《娑罗馆清言》中说：”道上红尘，江中白浪，饶他南面百城，花间明月，松下凉风，输我北窗一枕。”“老去自觉万缘都尽，那管人是人非。春来尚有一事关心，只在花开花谢。”“草色花香，游人赏其有趣；桃开梅谢，达士悟其无常。”“明霞可爱，瞬眼而辄空；流水堪听，过耳而不恋。人能以明霞视美色，则业障自轻；人能以流水听弦歌，则性灵何害。”“情尘既尽，心境遂明，外影何如内照？幻泡一消，性珠自朗，世瑶原是家珍。”“人若知道，则随境皆安；人不知道，则触涂成滞。人不知道，则居闹市生嚣杂之心，将荡无定止；居深山起枯寂之想，成转忆炎嚣。人若知道，则履喧而灵台寂若，何有迁流；境寂而真性冲融，不生枯槁。”“口中不设雌黄，眉端不挂烦恼，可称烟火神仙；随宜而栽花竹，适性以养禽鱼，此是山林经济。风晨月夕，客去后，蒲团可以双跏；烟岛云林，兴来时，竹杖何妨独往。”［22］（P2—24）这种人生如梦的悲剧感和笑看人生的达观从容与林语堂何其相似？屠隆还在《冥寥子游》中阐述了自个的旅游观。林语堂曾说过，尘世是唯一的天堂，他的大荒独游独往，他的性喜竹杖禽鱼，他的常言花开花谢，他对云、烟、岛的偏爱，在此都可以找到家用投影。林语堂将小说命名为《京华烟云》、《奇岛》，在此也就获得了哲学的意义。林语堂曾在《大荒集序》中说：”在大荒中孤游的人，也有特种意味，似乎是近于孤傲，但也不一定。我想只是性喜孤游乐此不疲罢了。……而且在这种寂寞的孤游中，是容易认识自个及认识宇宙人生的。”［23］（P1）这里显然与屠隆的”烟岛云林，兴来时，竹杖何妨独往”沟通了。林语堂指出：”一台真正的旅行家必是一台流浪者，经历着流浪者的快乐诱惑和探险意念。旅行必须流浪式，否则便不成其为旅行。……屠隆曾在他的《冥寥子游》中很透彻地阐明这一点。”［24］（P314）
林语堂最欣赏沈复的《浮生六记》，因为其中描述的陈芸”是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而沈复夫妇更有着”生活的艺术”、爱美爱真的精神、知足长乐和恬淡自适的天性。为此，林语堂以崇拜之情写道：”我想备点香花鲜果，供奉跪拜祷祝于这两位清魂之前，也没有什么罪过。在他们坟前，我要低吟Maurice Ravel的’Pavane’哀思凄楚，缠绵悱恻，而归于和美静娴，或是长啸Massenet的’Melodie’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悠扬而不流于激越。因为在他们之前，我们的心气也谦和了，不是对伟大者，是对卑弱者？起谦恭畏敬，因为我相信淳朴恬退自甘的生活，如芸所说’布衣菜饭，可乐终身’的生活，是宇宙间最美丽的东西。在我翻阅重读这本小册之时，每每不期然而然想到这安乐的问题。在未得安乐的人，求之而不可得，在已得安乐之人，又不知其来之所自。读了沈复的书每使我感到这安乐的奥妙，远超乎尘俗之压迫与人身之苦痛——这安乐，我想，很像一台无罪下狱的人心地之泰然，也就是托尔斯泰在《复活》所微妙表出的一种，是心灵已战胜肉身了。因为这个缘故，我想这对伉俪的生活是最悲惨而同时是最活泼快乐的生活——那种善处忧患的活泼快乐。”［21］（P338）林语堂直言《浮生六记》”典取李白’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之句”，但它却没有消沉下去，而是有着知足常乐、淳朴恬退和苦中作乐的人生态度，这种生活的艺术使林语堂受益匪浅。还有，林语堂对李笠翁的生活艺术津津乐道也是如此。而此种精神，实际上是贯穿林语堂整个作品和人生道路的主线，也是他成功和快乐的内在原因。
明清小品其他方面的人生智慧还有很多，诸如幽默感、痴与情的重要性、难得糊涂、闲适散淡和享乐主义思想等，林语堂都受到了明显的影响，此其二。
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说：”张潮说：’多情者必好色，而好色者未必尽属多情。’又说：’情之一字，所以维持世界；才之一字，所以粉饰乾坤。’如果我们没有’情’，我们便没有人生的出发点。情是生命的灵魂，星辰的光辉，音乐和诗歌的韵律，花草的欢欣，飞禽的羽毛，女人的艳色，学问的生命。没有情的灵魂是不可能的，正如音乐不能不有表情一样。这种东西给我们以内心的温暖和活力，使我们能快乐地去对付人生。”谈到袁中郎，林语堂认为：”他以为一台人不论对于什么艺术，即小如下棋，也须癖好成痴，方能够有所成就。”［24］（P102、300）张潮在《幽梦影》中还有言：”情必近于痴而始真，才必兼乎趣而始化。”“人莫乐于闲，非无所事事之谓也。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山，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天下之乐，孰大于是。”“能闲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闲。”［22］（P311、324、372）林语堂一生讲”情”、”理”二字，讲”癖好”，讲”闲适”对于成功和可爱的重要性，都离不开张潮和袁中郎的深刻影响。如他说过：”我认为文化本来就是空闲的产物，所以文化的艺术就是悠闲的艺术。”［24］（P154—155）”人生必有痴，而后有成。痴各不同，或痴于财，或痴于禄，或痴于情，或痴于渔，各行其是，皆无不可。”［15］（P624）他的另一名句是”努力工作，尽情享受”，显然与张潮的”闲”与”忙”的辩证关系如出一辙。还有，林语堂到台北后写了《来台后二十四快事》一文，其文旨、结构与语句直接模仿金圣叹之评《西厢记》”不亦快哉”三十三则。林语堂曾毫不讳言享乐的思想，并强调”甚至竟或愿意变成一只真正的猪，因为它的生活实在够舒服”［25］（P14）。这又与李笠翁《闲情偶寄》等明清小品的养生和享受主义相关联。
强调常识的文化哲学是明清小品的另一内涵，这对林语堂也有影响，此其三。
众所周知，与西方文化不同的是，中国文化特别重视常识。可以说，坚持常识的正确性而对逻辑往往采取不信任的怀疑态度，这是中国古人的基本准则，因此，老子的《道德经》即是”远取诸物，近取自身”后的哲学生成：看到水而知柔弱可胜刚强，看到大海而知有容乃大和不满不盈，看到残疾无用之人而知保全之道。孔子哲学也是如此，它是常识的升华。明清小品也同样是常识的集大成者，作者往往能在点滴方寸中发现文化的哲理。对此，林语堂体悟颇深，如他由李笠翁的论蟹文阐释道：”在我个人，食物哲学大概可以归纳为三事，即新鲜，可口，和火候适宜。”［24］（P252）将”食物”这个生活琐事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这是林语堂对明清小品的深度发现和理解。从这里可见，林语堂何以写了那么多日常生活琐事，有的表面看来几近无聊，如《论西装》、《论握手》、《论避暑之益》、《我怎样买牙刷》、《论看影片流泪》、《蚤虱辩》、《裁缝道德》、《遗老》、《笑》、《论鸟语》、《坐在椅中》、《安卧眠床》、《谈天足》、《论月亮和臭虫》等，这些题目尽管无周作人的草木虫鱼之纤小，但却也不是指什么大题目。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林语堂能”小中见大”，从中发掘出内含的哲学意蕴。在小说《奇岛》中，林语堂主要叙述了太平洋无人知晓的小岛上生活着的一些文化名人（哲学家、文化人、文学家、艺术家和学者等），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宴请和闲谈，而其谈话内容也不外乎衣食住行等，作者写道：衣食就是文化，就是哲学。这显然与林语堂对明清小品的看法相同。常言道：”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林语堂就是从细小微末中发现文化哲学的精神，令人有这样的感觉：或置身于繁花似锦的原野，或迷醉于阳光下散金碎玉的海滩。
对于小品文之以小见大，从常识中发现哲理，林语堂有着强烈的自觉意识，他说：”小品文之范围，却已放大许多，用途体裁，亦已随之而变非复拾前人笔记形式，便可自足。盖诚所谓’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一不可入我范围矣。此种小品文，可以说理，可以抒情，可以描绘人物，可以评论时事。凡方寸中一种心境，一点佳意，一股牢骚，一把幽情，皆可听其由笔端流露出来，是之谓现代散文之技巧。”［5］（P22）只有将常识提高到文化哲学的高度，才能避免小品文写作的庸俗无聊、浮浅做作和呆板无味。
明清小品主真，强调幽默、性灵和闲适，倡导不拘格套的自由，林语堂直接得其真传，此其四。
对于林语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学术界一向评价较低，不要说难与鲁、郭、茅、巴、老、曹六大家相提并论，就是与郁达夫、沈从文、张爱玲相比，也难望其项背！我认为这是一种历史、政治的限制，也是盲目的文化和文学观念造成的结果。从人文和文学精神角度观之，林语堂具有鲜明的类型或典型性特征，是中国现代作家不可或缺的大家，几可与鲁迅、周作人媲美。我认为，如果将中国现代作家分为三类：一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激进派，一是以周作人为代表的退守派，而林语堂则介乎其间，是一台矛盾式的人物。或者可以这样认为，鲁迅与周作人代表着两极，而在他们中间站着一台林语堂。在林语堂身上混合了周氏兄弟的许多因素。如果没有林语堂，中国现代文学就会变得简单空洞多了，也就失去了其矛盾性和神秘感。这也是林语堂自称是”一捆矛盾”和具有”神秘感”的深意蕴涵。林语堂以”他”代”我”，说道：
朋友曾经问他：”林语堂，你是谁？”他回答说：”我不认识他，上帝才认识。”有时候他则说：”我是一捆矛盾，我喜欢如此。”他喜欢矛盾。……他自称异教徒，骨子里却是基督教友。目前献身文学，却老是遗憾大学一年级没有进科学院。他爱中国，批评中国却比任何中国人来得坦白和诚实。他一向不喜欢法西斯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主张中国的理想流浪汉是最有尊严的人，也是最能抗拒独裁领袖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我仰慕西方，但是看不起西方的教育心理学家。曾自称为”现实的理想家”和”热心肠的讽世者”。他喜欢古怪的作家和幻想高妙的作家，也喜欢现实的常识［16］（P1）。
在林语堂的”一捆矛盾”中，似乎能够看到鲁迅和周作人的影子与矛盾冲突。在此，我们不妨称林语堂是鲁迅和周作人之间的”中间物”。
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阿英就指出：”在一台社会的变革期内，由于黑暗的现实的压迫，文学家大概是有三种路可走。一种是’打硬仗主义’，对着黑暗的现实迎头痛击，不把任何危险放在心头。在新文学中，鲁迅可算是这一派的代表。……二是’逃避主义’，这一班作家因为对现实的失望，感觉着事无可为，事无可说，倒不如’沉默’起来，’闭户读书’，即使肚里也有愤慨。这一派可以’草木虫鱼’时代的周作人作代表。自个虽然不顾，可是没有办法。第三种，就是’幽默主义’了。这些作家，打硬仗既没有这样的勇敢，实行逃避又心所不甘，讽刺未免露骨，说无意思的笑话会感到无聊，其结果，就走向了’幽默’一途。此种文学的流行，也可说是’不得已而为之’。……在’幽默文学’运动之中，林语堂是一台代表者，在他的可以作为典型的文字里，就可以看出这种倾向。”［26］（P465—467）虽然阿英并没有为林语堂的文学史地位定位，但他却明确将林语堂的”幽默文学”视为中国现代作家的三种类型之一，并认为林语堂具有处于鲁迅和周作人之间的性质。
站在这一视角来理解林语堂和他的”幽默文学”就有了全新的意义，也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林语堂所受的明清小品的影响。何谓”幽默文学”，当然难以一言以蔽之，但它离不开幽默、性灵、闲适、趣味四个核心概念。如果说周作人从明清小品中主要吸收了”闲适”和”趣味”，那么林语堂则四者兼收并蓄，从而形成了他的幽默文学。在《论幽默》中，林语堂称，在中国文学中，”真正的幽默，学士大夫，已经是写不来了。只有性灵派文人的著作中，不时可发见很幽默的议论文，如定盦之论私，中郎之论痴，子才之论色等。”［27］另外，注重文学趣味和闲适格调，在明清小品和林语堂也是一致的。在《论趣》里林语堂说：”还有一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行为动机，叫做趣。袁中郎叙陈正甫《会心集》，曾说到这一层。人生快事莫如趣，而且在学问上有成就的，都同趣字得来。……我想这趣字最好。……只这趣字，是有益身心的。”［28］（P37）林语堂曾写过《文章五味》，以”味”喻文的方式与袁中郎颇为接近。
性灵可能是林语堂从明清小品受惠最多也是最重要的内容，这在其他中国现代作家中较为少见，可能只有俞平伯稍有可观。但因俞平伯的”苦涩”过重，”悲愁”太浓，致使其性灵缺乏飘逸奔放和大气磅礴的风骨气象，缺乏天地之气！最明显寓含着林语堂性灵思想的有《论文》上、下篇，这在结构方式上与袁宗道相同无二，而其中的精神气势甚至用词遣句都多有相似，可以说是对袁宗道的模仿。林语堂还写过《说浪漫》、《论性灵》、《说潇洒》、《论梦想》和《狂论》等，它们都与明清小品的性灵精神相通。甚至林语堂直接将袁中郎的《狂论》拿来做题目，可谓毫不避讳。林语堂信守三袁的真诚、先器识而后文艺、信腕信口、皆成律度，这种”以意役法，而文之精光始出”的表现方法是浪漫主义的，具有道家的情怀。如林语堂在”性灵无涯”一节说：”盖’真有性灵之言，常浮出纸上，决不与众言伍’（谭友夏诗归序）。不与众言伍，斯不能不传。袁中郎曰：’……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小修诗叙）。学文无他，放其真而已。”［14］（P13）正因为以”性灵”为核心，林语堂的小品文方能做到无成规戒律，一任天然，神龙见首不见尾，有时连龙首也不能测度。常常是灵机触动，难以自已，转眼间即满纸烟云，真有袁宗道所言的”将墨不暇研，笔不暇挥，兔起鹘落，犹恐或逸”之势。
在审美意识等方面，林语堂与明清小品的关系也不可忽略。如张潮在《幽梦影》中说：”作文之法，意在曲折者，宜写之以浅显之词；理之显浅者，宜运之以曲折之笔。”［22］（P358）刘士麟著有《曲城说》一篇。为此，林语堂有《介绍〈曲城说〉》一文，对明清小品包括”曲”的美学观大为赞赏。林语堂说：”那时的小品文尤有成就，为文人所偏好，也有小品文专集，重情趣，重风致，重闲适之作。这也可以说是纯文学的观法。”“在这些小品文集中，我最爱一六一二年刘士麟编的《文致》，里头实有常人不注意，或不容易看到的文章。篇后又有很多时人的评语（徐文长、宗子相、唐伯虎等等）。尤其是两篇妙文，作者失名，而两篇文章赖此得以流传。一篇是《让婚表》，又一篇为《曲城说》。曲城说太好了。” 为此，林语堂还写过《论曲线》一文，极力倡导”曲”之美和曲直相合之理，并说：”我想美学原理尽在其中。……刚柔相济，而后得艺术和谐”［28］（P304—305、308—309）。林语堂这些美学观念显然是自出有因。
林语堂到底受了明清小品多少影响，很难做具体的定量分析，但影响之巨大、内在和深刻却不容置疑。大到思想、文化、文学观念和人生态度，小到生活细节乃至于用词遣句，林语堂都从明清小品获得了丰厚的物质和精神滋养，有时这些营养又具有酵母的性质，从而强化和提升了林语堂的生命意识、人生境界与文学品质。
四、突破与限制
林语堂与明清小品作家毕竟生活在不同时代，他们的家庭出身、生活阅历、性情品质和审美趣味也有相当的差异，这就决定了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如果说林语堂与明清小品有着较多的重叠部分，从而表明林语堂开阔的胸襟、惊人的胃口和强大的吸力；那么，林语堂与明清小品之间还有明显的错位，以此显示了林语堂的超越性意向和突破性进展。比较起来，林语堂对明清小品的突破性业绩更为重要，因为这是他个性和创造性的突出标志。
现代性的视野和思想意识是林语堂对明清小品的第一台突破口。
虽然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个性张扬和自由解放的时代，也出现不少具有现代意识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但它毕竟处于整体的封建专制统治底下，所受外国文化的影响或是有限的。林语堂则不然，他于1895年出生在一台基督教的传教士家庭，自小至大都受教于教会学校，而且切身体验到1919年开始的五四运动和文学革命，在《语丝》杂志期间他又是反对封建专制的一员猛将。再后来，林语堂在欧美诸国留学和生活长达三十年之久。可以说，林语堂一直浸泡在欧风美雨中。这就决定了林语堂有着与明清小品作家不同的现代性自觉和理性诉求。如林语堂一生迷恋科学：”总以为大学一年级时不读科学是一项错误。”“感到兴趣的是文学，漂亮的乡下姑娘，地质学，原子，音乐，电子，电动刮胡刀，以及各种科学新发明的小物品。”［29］（P43—44）对于自由，林语堂一直崇信伏尔泰的话：”我不赞成你的话，但是我至死也拥护你意见不同的权力。”［28］（P430）他还充分肯定人有自由的天性和权利，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随意改变环境的自由”，”在那最健全崇高的自由下训练出来的人，他本身就是他自个的一种法律”，”艺术的灵魂是自由”［29］（P15、68、183）。有了这样的自由观，林语堂就能平中出新、常中见奇。他写西装和中式服，能看到前者的不自由和后者的自由；他写悬崖一枝花，能领略其自由的天性和自然的元气。另外，平等和民主思想也一直是林语堂的一台风标，如他自认他”与外交大使或庶民百姓同席共坐，全不在乎”，”我创出一种风格，这种风格的秘诀就是把读者引为知己，向他说真心话，就犹如对老朋友畅所欲言毫不避讳什么一样，所有我写的书都有这个特点，自有其魔力。这种风格能使读者跟自个接近”［29］（P45、104）。这都与林语堂的平等和民主意识有关。此外，由于受到现代人道主义和基督教文化思想的深刻影响，林语堂有着浓厚的博爱情怀，这表目前他对于人、动物和一草一木的仁慈与悲悯。见到受伤的老鼠，林语堂心起悲情；看到”妻子鸟”被”丈夫鸟”抛弃，林语堂满怀愤恨；目睹花开花落与万物凋零，林语堂会流下热泪，因为他心中总有一台温暖和温柔的所在。
总之，林语堂有着非常自觉和理性的现代思想意识，这主要表目前科学、自由、平等、民主和博爱诸方面，这就使得林语堂超越了明清小品作家的历史局限，获得了更博大的视野、更深刻的思想和更耀眼的光芒。放逸之势是林语堂对明清小品的第二个超越性意向。
明清小品多不受拘束和放任自流，尤其与许多大品相比这一特点更加鲜明。不过，由于专制主义思想自觉和不自觉的影响，也由于受到古代文化和小品文审美观念的制约，尤其受到文章篇幅和古文特点的限制，明清小品多为节制性的袖珍之作。而林语堂的小品散文则不同，它们在抒情、结构、气韵、句法和用词遣句等方面变得更加自由、舒展和放逸，一如江河之涌流，也似天光之播撒，行云之流走。像《狂论》、《假定我是土匪》、《忆狗肉将军》、《让娘儿们干一下吧！》和《奉旨不哭不笑》等文章的题目极为放逸。许多小品文的结构也收放自如，初看似毫无章法，因为它们不知起于何处止于何时，但细细品味却又感到是浑然一体，自然天成。如《秋天的况味》一文开篇即言：”秋天的黄昏，一人独坐沙发上抽烟，看烟头白灰之下露出红光，微微透出暖气，心头的情绪便跟着那蓝烟缭绕而上，一样的轻松，一样的自由。不转眼，缭烟变成缕缕细丝，慢慢不见了，而那霎时，心上的情绪也跟着消沉于大千世界，所以也不讲那时的情绪，只讲那时的情绪的况味。待要再划一根洋火，再点起那已点过三四次的雪茄，却因白灰已积得太多而点不着，乃轻轻的一弹，烟灰静悄悄的落在铜垆上，其静寂如同我此时用毛笔写在纸上一样，一点的声息也没有。于是再点起来，一口一口地吞云吐雾，香气扑鼻，宛如偎红倚翠温香在抱情调。于是想到烟，想到这烟一股温煦的热气，想到室中缭绕的烟霞，想到秋天的意味。”整个文章只有千字，但开头写抽烟却用了四分之一强的篇幅之后才点题，可谓”拖泥带水”之至。然而，如果将抽烟与秋天的况味连起来考虑，却又不能不惊叹林语堂用意之深远和结构之巧妙——真是天衣无缝和自然天成。同时，从上面引文亦可领略林语堂小品文气势之舒放、韵致之饱满、行文之自由、词句之铺陈。如果将明清小品比成一双放开的女人小脚，林语堂的小品文则是女性自然之天足。
优雅之美是林语堂小品散文对明清小品的第三个突破。
林语堂的小品文虽然常有船夫村妇式的俚语和随意放任，但又不趋向世俗无聊和低级趣味，而是优雅高尚、纯洁如玉、美妙和谐。读林语堂的小品文，常有人生美好和生命飞扬的艺术感受，这颇似一台舞蹈家将所有的沉重肉身都化为轻灵的舞者，又像一台智者将人生所有的苦难都化成幸福的欢歌，也如洁光片羽在蓝天上轻轻荡漾，犹若一只白天鹅在湛蓝的湖水中悠扬歌唱。在中国现代小品文中，还很少有像林语堂这样充溢着仙风道骨，饱含着自由精神和超越性意向，散发着醇熟朴厚的人生艺术。下面举《人生的归宿》中一段话来加以说明：
我喜爱春天，可它过于稚嫩；我喜欢夏天，可它过于骄矜。因而我最喜欢秋天，喜欢它金黄的树叶、圆润的格调和斑斓的色彩。它带着感伤，也带着死亡的预兆。秋天的金碧辉煌所展示的不是春天的单纯，也不是夏天的伟力，而是接近高迈之年的老成和良知——明知人生有限因而知足。这种”生也有涯”的感知与精深博大的经验变幻出多种色彩的调和：绿色代表生命和力量，橘黄色代表金玉的内容，紫色代表屈从与死亡。月光铺洒其上，秋天便浮现出深思而苍白的神情；而当夕阳用绚丽的余辉抚摸她面容的时候，她仍然能够呈现出爽悦的欢笑。初秋时分，凉风瑟瑟，摇落枝杈间片片颤动着的树叶，树叶欢快地舞动着飘向大地。你真不知道这种落叶的歌吟是欣喜的欢唱或是离别的泪歌，因为它是新秋精神的歌吟：镇定、智慧、成熟。这种歌吟用微笑面对感伤的景象，赞许那种亢奋、智慧而冷静的神情［30］（P336）。
这是林语堂对自然、人生、生命，也是对文化、文学和美的大彻大悟，他以点石成金之笔为读者绘制了一幅美轮美奂、悠然超脱的图画，让人有流连忘返和飘然欲仙的艺术感受。这是用语言难以描述的，颇似进入庄子笔下的逍遥游境界，也颇似得遇不食人间烟火而只吸风饮露的真人一样。
当然，与明清小品相比，林语堂的小品文也有其明显不足，这主要表目前因袭多而创造少、动大于静和对物性尤其是天地之道的品味不够三个方面。就第一台方面言，林语堂的文化观和文学观往往直接取之于明清小品，所以引述较多，或采取变相的说法，自个的创造性观点并不多见。这就使得林语堂的小品文有被明清小品”淹没”之感。对于明清小品作家佩服和崇拜有加，缺乏足够的批判和超越意识，因而束缚了林语堂创造力的充分发挥。就第二个方面言，林语堂虽然有”大静”与”大和谐”为前提和底蕴，但躁动和浮游有余，而”静心”不足。除了少数作品外，更多的小品文”外视”往往大于”内视”，其内涵也就不如明清小品来得饱满丰富。就第三个方面言，林语堂小品文重”人”而轻”物”，这就势必影响其对天地之道更为深切的感悟。如李笠翁对醉蟹的体认、对山茶花的感悟、对荷花的品味，袁中郎赏花时的细致入微，都是林语堂尚无法比拟的。某种程度上说，对物性的细致品味与对天地之道的认识有关，与自个的人生智慧相连。于此，林语堂比明清小品作家显然要逊色得多。明清小品作家更多地与社会、时代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以边缘化的姿态沉醉于物性与天地自然之道中，以一颗心来感验生命和人生，这样就更容易创造出天地至文。
［参 考 文 献］
［1］袁中道珂雪斋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徐震世说新语校笺：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9
［3］林语堂我的话：上册——行素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4］林语堂一九三四年我所爱读的书籍［J］人间世，第19期，1935
［5］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8卷［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6］公安三袁选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
［7］林语堂小品文之遗绪［J］人间世，第22期，1935
［8］林语堂说浪漫［J］人间世，第10期，1934
［9］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10］林语堂四十自叙诗［J］论语，第49期，1934
［11］周作人自编文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2］尹恭弘小品高潮与晚明文化——晚明小品七十三家评述［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
［13］林语堂再谈小品文之遗绪［J］人间世，第24期，1935
［14］林语堂我的话：下册——披荆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15］施建伟林语堂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
［16］林语堂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17］郁达夫文集：第6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
［18］王兆胜真诚与自由——20世纪中国散文精神［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19］刘西普笑与泪——外国散文名篇精品赏析［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
［20］叔本华美学随笔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1］林语堂书话［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22］程不识明清清言小品［M］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95
［23］林语堂大荒集［M］上海：上海书店，1934
［24］林语堂名著全集：第21卷［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25］林语堂名著全集：第20卷［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26］阿英现代十六家小品［Z］天津：天津市古旧书店，1990
［27］林语堂论幽默［J］论语，第33期，1934
［28］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6卷［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29］刘慧英林语堂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30］林语堂中国人［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
Lin Yu-tang and Short Pros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ANG Zhao-sheng
（China’s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Beijing 100720，China）
Abstract:Crazy about short pros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in Yu-tang considers it as the source of spirit and soul， above other modern Chinese writers. The reason for this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Zhou Zuo-ren’s advocating and practice， Lin Yu-tang himself and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literary world. The Ming and Qing short prose helps Lin Yu-tang establish his artistic view of life， humor， natural feeling and leisure， consolidating the respect of common sense. His transcending tendency lies in the fullness of modern consciousness， ease， freedom and elegance. His shortcomings are obviously of copying and lacks of deep affection.
Key Words:Lin Yu-tang; the Ming and Qing short prose; love and obsess; life philosophy; taste
［责任编辑、校对：王维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