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哉大哉，宇宙之谜。美哉美哉，真理之源。
时空量化，智者无何。管测大块，学也洋洋。
——《时空统一颂》选句，2003年
1969年9月1日，当我一踏足香港的启德机场，便觉得周围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在这之前，我是个乡巴佬，基本上没旅游过（不过很快就会填补这方面的空白了）。以前到机场，只是送别亲友，从未想过有一天会轮到自个。我从未搭乘过飞机，就连在游乐场或商场的玩具飞机也没有试过。我先飞夏威夷，然后转到旧金山。不像那些早已厌倦飞行的旅客，我全神贯注地听空中服务员（那时还叫空中小姐）讲解机舱的安全措施，以及紧急降落时的应对。
谢天谢地，这些应对至今还没有用上。经过二十四小时的飞行旅程，在旧金山的机场走出飞机时，我真是累得要死。可是，当我举头仰望，天空比以前所见的都来得明亮湛蓝，呼吸一下，空气比香港的温暖潮湿来得清凉干爽，精神不禁为之一振。加州的气候总是如此的怡人。我不是个常做遐想的人，可是在那一刻，真疑心是不是到了天堂。我尽情欣赏眼前所见的新鲜事物：陌生但可喜的风景，头顶上的天空，脚下站立着的地面，甚至那吸进肺部的清新空气。
有了伯克利的证明文件，入境畅通无阻，顺利通过了移民局。唐纳德·萨拉森在机场接我，在这之前我们只通过信。虽然我不知道他的模样，但看见时真吃了一惊。他满面胡子，发长及肩，分明一副嬉皮士模样，或是我心中嬉皮士的模样，而在香港我平常出入的地方，并无什么嬉皮士。但我不是在诉说不满。萨拉森非常和蔼，话声轻柔，又特意远道开车来接我，好使我在旧金山的第一台晚上，得到更好的照顾。
我们出机场后往东北走，跨过了湾区大桥，最后来到了伯克利市区的YMCA（基督教青年会）。我在找廉价的落脚地方，而这里只收十美元一晚。把我安置好后，萨拉森便回去了，临走时还不忘提醒我明天到数学系报到，可见他的细心。
在YMCA的走道上，一大群人围着部大电视机机，电视机正播着棒球比赛，声响很大。我对棒球一无所知，也从未看过。我从来不花时间看电视机（虽然几个月前曾在香港百货公司的电视机前，看了尼尔·阿姆斯特朗在月球登陆）。和在美国长大的人不同，我家没有电视机，电视机在我心中并不重要，也无吸引力。拖着行李上楼，来到了我住的八人大房间。一台大块头黑人跟我打招呼，问我从哪里来。他显然对我的外观有点儿惊怪，我想我有一种“刚跳下船”的感觉，只不过那不是船而已。他就睡在我旁边的床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他说的话语极为粗俗，为人却是极为友善。除萨拉森外，我十分庆幸第一台在美国遇到的人是那么热情。
YMCA可以住一两天，后来知道，住上一星期也是可以的。虽然设施简陋，但它提供瓦盖遮头，床铺容身，尤其是经过长途的劳顿。不过此非长久之计，况且也没有供埋首工作的地方，因此要尽快找一间公寓。到了次日早上，先到伯克利的数学系报到，我受到时任研究部主管的桑迪·埃尔伯格（Sandy Elberg）和年轻教授马克·里费尔（Marc Rieffel）的热情接待，还遇见另一位年轻的教授林节玄，他和我同样来自香港。他好心借了些现金给我。我的奖学金出了第一次粮后，便把钱还了他。借来的钱可说是及时雨，我用它付了YMCA的房钱，租了公寓，买了食物、书籍和其他必需品。
他们提议到国际楼去看看有没有床位。国际楼就在校园旁边，但我到时发现没有空置的房间了。后来，我在YMCA附近看见一块公告板，上面有些公寓出租的信息。我遇到另外三个在找房子的学生，我们四个人合起来租了地方，每人月租是六十美元。三千美元的奖学金，即十个月内，每个月有三百美元。我把其中一半寄回给母亲，交了租后，剩下的九十美元就用于其他支出。预算很紧，所余无多，但我并不在意。
开始时，我们各自煮食，我会煮的菜式有限，几款汤、饭、菜等不断重复。后来大家决定一起吃晚饭，但不久即发现这并不可行，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大家作息时间不同，时间难以配合；其次，低调一点说，我的手艺太差，他们都不想在我煮食那天回来吃饭。老实说，这情况经过几十年，直到目前还未能改变。在下自有强项，但烹饪、音乐和体育则不属于这个范畴。
通常我早上七时起床梳洗，匆匆吃罢早餐后，便赶回学校。从公寓走路到数学系的所在地坎贝尔楼（一年后搬到埃文斯楼）大约要二十分钟，通常我沿着著名的电报大道走，那里有不少怪模怪样的人，穿着颜色鲜明和与众不同的装束。他们有的在摆摊子，卖一些香料；有的则在行乞，不住地说请施舍些零钱。但我不理睬他们，我闲钱不多，没法子做好心。
回到学校，整天都待在课室、图书馆或者讲堂。俗语有云：“只读不玩，变作闷蛋。”如果这谚语是对的话，那我便是一大闷蛋了。很快便发现，在小小的崇基所学的不算太多，我就像活在小水塘之中。相比之下，伯克利的数学系要大许多，各式各样科目的课都有。心中渴望追回损失的时间，我一头栽了进去，尽量吸收知识。虽然前景仍未清晰，但时刻以诗人屈原的句子鞭策自个：“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不管那路有多漫长，只要不乏味便好。屈原是父亲心爱的诗人。
如果说还需要什么鼓励，我想起孔夫子的话：“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孔子比屈原早生好几百年，他的语录很精警。那时我整天都在艰苦攻读，没时间去想；夫子在世，一定会赞赏有加。
除注册的三门课外，我还旁听了六门课，此外还参加其他讲座和研讨班，反正时间塞得下的我便去了。伯克利的资源令人艳羡，系中不乏卧虎藏龙之辈，就是学生中也有不少明日之星，如我的同学比尔·瑟斯顿（Bill Thurston）便是未来的菲尔兹奖得主，菲尔兹奖一般被视为“诺贝尔数学奖”。除了正式的课程外，数学系每星期都会举办特别的讲座和研讨班。
好像一台饿得半死的人，突然面对随便吃喝的自助餐，我一概鲸吞。这样做一方面是出于渴望，另一方面能力也容许。我的相识不多，也没有什么教学任务，更没有什么追求来消耗时光。在这阶段，数学是唯一的焦点，我远涉重洋即是为此而来，它占据了我差不多所有时间。我从早上八时起一直上课，有时课与课之间只有五分钟时间，但要从校园的这一头走到另一头。
往往午饭的时间也省了，教授在前面讲解，我拿着三明治坐在后排吃，免惹其他人分心。到了五点课完了便回家，途中会在大学的大书店翻翻新到的数学书。离公寓不远处有间超市，我会顺道买些东西回去。你可以说那些日子的生活十分简朴，以数学始，以数学终，中间或是数学。
我在第一台学期选修了埃德温·斯帕尼尔（Edwin Spanier）的代数拓扑学、布莱恩·劳森的微分几何学和查尔斯·莫里的微分方程，此外还旁听了代数、数论、群论、动力系统、自守型和泛函分析等课。
修读的三门课对我的影响都很大。来伯克利之前，我自以为了解拓扑学，它研究最广义下物体的形状以及分类，但代数拓扑课提供了全新的角度，把拓扑问题化为代数问题处理。开始时有些紧张，因为学生比以前上课时更加投入。我没有打算说很多话，但其他同学则踊跃发言，似乎头头是道。几个星期后，我把课本（就是斯帕尼尔本人编写的）看了一大半，发觉大部分同学都是在吹牛瞎说。
劳森的课启发了我对几何学的兴趣。几何和拓扑相似，都是有关物体的形状，但更具体一些。在几何中，球就是球，方体就是方体，它们是很明确的；但在拓扑中，球和方体却属于同一类，即是说，它们是等价的，乃因球和方体能通过弯曲和拉伸由一台变成另一台，而在变形的过程中无须将它们切割或撕裂。
在香港时，我视数学为抽象的东西，觉得愈抽象愈好，愈接近数学的精髓，这种想法并不成熟。我原先打算研习的，乃是抽象的题目如算子代数之类，它属于泛函分析的一支。在崇基书院时，受到讲师埃尔默·布罗迪（Elmer Brody）的启发而产生兴趣，我看了不少泛函分析的著作，甚至还写信给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理查德·卡迪森（Richard Kadison）和麻省理工的欧文·西格尔（Irving Segal），向他们要论文的复印本，却并不知道他们其实都是这方面的权威。多年后，我与他们终于见面了，他们竟待我如老朋友，还请我吃晚饭呢。
虽然并没有走进那领域，但他们对我都很好。我对这科目的观感，到伯克利之后改变了。上泛函分析的研讨班时，已不复昔时的兴奋，而对另外的课却愈来愈兴趣盎然，和从前以为抽象是数学最高标准的偏见，也愈行愈远了。
反之，我视数学非自成一国的学问，而是和大自然息息相关的知识。从几何中呈现的完美结构，更能看到数学和自然的融合。在某些情况中，这些结构甚至能绘画出来，这令它更容易为人理解。当然，到了更深的层次，就很难这样做了。
正因如此，日子久了，我对几何的兴趣愈来愈大，也意识到之前对它的了解未免太肤浅了。这科目委实深奥而丰富，令人肃然起敬。它可以追溯至两千五百年前的毕达哥拉斯与四千年前的古埃及人和巴比伦人，我被它迷住了。
可以这样说，莫里的微分方程课对我的影响最大。他讲的主题是偏微分方程，这些方程随着多个而非一台变量（如时间）变化。这些方程式极为重要，其中一台原因是，物理学中的主要定律，经由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诸人推导出的，都是以偏微分方程的形式表达出来的。这些方程中尤以“非线性”那一类最富挑战性。大部分偏微分方程都不能精确地来求解，或用公式表达，它们只能由困难的逼近过程决定下来。
这个课程非常依赖于莫里自个写的书。从某种意义来看，这书写得并不好，里面的材料没经过充分的组织。可是另一方面，它的内容却着实精彩，就算有不足之处，这书仍然是本科目中的最佳之作。但这科并不受学生欢迎，大家都说里面的东西非常难，啃不动，莫里又要求学生在班上做报告，那对讲者和听众都不好受。我在班上坚持下去，心里知道，有朝一日这将是十分有用的。我十分用功，做了大量的计算，在这过程中获益良多。
我脑海中隐隐浮现一台念头，就是以偏微分方程为经纬，把几何和拓扑联系起来。几何和拓扑通常被看成两个不同的科目，但我总觉得这种区分只是表象。几何能给出的，是局部的特写，就如用放大镜检视地球的表面；而拓扑却能提供宏观的图像，就如从外层空间看地球一般。可是说到底，两者观察的都是同一台行星，不同的观点互为补益而非相冲。
因此之故，不明白为何人们总要在几何和拓扑之间划线，把两个领域分隔开来，有些人确实对此敏感得很。老实说，谁胜谁负根本不要紧，两者应该携手共进。我视所有不同的数学领域为同一织物的各部分，不会为外人附加于科目的界限所拘束，对各部分都感兴趣。正如我的美国朋友时不时这样说，“所有种种，一应俱全”（the whole enchilada）。对各部件的理解愈多，便知它们是糅合在一起的。然而，也要承认，出于某些不可知的原因，有些部件比其他对我更有吸引力。
有必要指出的是，我并不是第一台沿着这思路走的人，高斯—博内定理在整个19世纪中发展，经过众人包括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Carl Friedrich Gauss）、皮埃尔·博内（Pierre Bonnet）、瓦尔特·冯·戴克（Walther von Dyck）等人的努力，成功地把几何（或曲率）和曲面的拓扑联系起来。20世纪之初，亨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é）深化了几何和拓扑的联系，数十年后的海因茨·霍普夫（Heinz Hopf）和陈省身（后成了我在伯克利的导师）令这种联系更为稳固。我只不过在他们工作的基础上，在微分方程尤其是非线性的引进这方面，做了进一步努力。这方面的探究，属于后来“几何分析”的一部分，几何分析一词乃是美国数学学会和自然科学基金会为研究计划分类时引进的。
几何分析的新意，在于把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用于微分几何。在微分几何中，利用微积分作为工具进行研究，已有好几百年了，至少可以追溯到莱昂哈德·欧拉（Leonhard Euler）在18世纪中晚期的工作。开始时，利用的是线性的微分方程，后来逐渐发展到利用非线性微分方程，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这些方程描述了事物细微、无限小的变动。在几何中，我们利用这些方程来量度曲率，并考究曲率在空间各点的变化。当空间的曲率“局部”地（即每一小片）确定后，我们便能对空间的“整体”有所认识。一边是曲率，即局部的几何或空间精准的形状；另一边是拓扑，即同一空间的概括形状——两者之间的联系使我着迷，构成我过去四十多年工作的重心。
从本质上看，几何和拓扑两者的研究对象都是形状，而曲率是描述形状的凭借。一台充满了气的足球是球状物，但在拓扑上，它等同于未充满气、瘪下来的足球。完美的球状物只需通过空气的增加或减少，而不必撕裂或切割，就可以变成凹形的球。充满气的球形，其曲率为正的常数，即是说它的曲率点点都是相同的，但瘪下来的球的曲率则会随着球面上的点而变化。
曲率是确定概括的形状（拓扑）和精确的形状（几何）之关键，这种联系在高维的情况下也是成立的，只不过曲率变了，有好几种情况比不同气压的球复杂和困难得多了。这就说明了为何曲率是如此强而有力的工具，多年来一直吸引着我。
我们可以定义二维的球面，即为在三维空间中和某中心点等距离的所有点所构成的集合。但我们也可以纯粹利用曲率来描述它，这种做法比第一种的做法更有力，用途更广泛：它可以用来描述在高维空间中复杂的、卷曲的物体（或流形），这些物体不可可以用简单的公式来表达。
曲率也在物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物理学建基于用微分方程式描述的定律。比如，质点的速度是它位置的变化率，加速度是速度的变化率。我们可以通过质点轨道的曲率，决定它所受的力，从而知道它的加速度。在高能加速器实验中，研究人员反过来通过分析路径的曲率来决定粒子的质量，从而断定那是指什么粒子，而这不过是曲率在物理中的诸多应用之一。（同理，也可以想象人生的轨迹，从各个关键的转折点的“曲率”着眼，便可知整个人生的梗概。本人目前所做的陈述，便是如此。）
概括而言，爱因斯坦关于广义相对论的方程式（我迟点才会学习）正是对宇宙曲率的描述。它由一组非线性的微分方程所组成，只要其中一台变量有细微的改变，都会导致不成比例的重大后果。很多现象能够用线性的方程来模拟，达到不错的效果。所谓“线性”，是指变化是符合比例的，且同一方程的两个解加起来仍是解。可是，我们身处的世界本质上是非线性的，这是永远不可能忽略的事实。
比如，当气候突然变化，股市急剧波动，这时非线性方程就要登场了。非线性方程在广义相对论的领域中十分普遍，这里空间总是弯曲的，而有关的现象也是非线性的，没法子通融。不久之后，我便掌握了一种方法，作为研究几何的策略，有如在广义相对论中，我们利用描述局部的爱因斯坦方程式来了解宇宙的整体结构。
虽然面对的乃是几何学中出名难搞的非线性方程，但我有幸走进了莫里的课堂。他可称为当今世上“非线性分析”的顶尖人物，非线性分析是微分学更进一步的学问。他的专长是非线性偏微分方程，我如饥似渴地吸收莫里所愿意传授的知识。幸好，他非常慷慨。
想到把几何、拓扑和非线性分析共冶一炉，能有大用之际，我的兴致就更浓厚了。这时候，研究偏微分方程的人如莫里，和研究几何的人（包括身处同系的陈省身），双方几乎没有什么交流。很多几何学者都把偏微分方程留给分析学者，或如某权威所言的工程学者。诚然，莫里是一流的分析学家，但他对几何的兴趣不大，他只把几何看成偏微分方程的泉眼，源源不绝地向他输送饶有趣味的偏微分方程。而我却把过程倒过来，利用这些方程来解决几何上的难题，尤其是那些已尽试其他方法仍无寸功的项目。
我认为把这些分开的线绾结在一起，会对几何和分析，还有拓扑，都有莫大的好处。我的想法很初步，开始时不知如何入手，也不知要往何处去。但我的信念逐渐坚定下来，至今犹未改变。
回到1969年秋。当时，反越战示威在美国正闹得沸沸扬扬。伯克利是示威学生的重镇，很多学生和教员都在罢课罢工。当班上的学生太少时，斯帕尼尔便宣布不上课了。而莫里的微分方程课，学生不只是逃了几堂课而已。他们一台一台地退选，最后只剩下我一台人。当时初来乍到，并未牵扯进运动之中。然而，莫里坚持授课，他如常披上外套，系好领带，对着我一人讲课，犹如对着全班一样。事实上，他比平时还多了准备。他没有跟随原定的课程大纲，而是根据我的兴趣和水平，特意设定了内容。在拥有三万学生的大学里，很难想象有这样一对一的讲授。这确实是真正难得的机会，我觉得自个很幸运，能够得到大师的亲身传授。
伯克利的示威不断，规模盛大，时酿冲突，弥漫在空气中的催泪气体的气味已成为大学的背景了。坐在课堂内，看见外面一大群学生手中拿着石头，正和手执盾牌和枪械的军警对峙，这情景已习以为常。“全世界都在看！”反战示威者不时这样高呼。我亲眼看见这些画面，不是从电视机的屏幕，而是从课堂或图书馆。老实说，在草地那边厢种种混乱的干扰下，实在难以收敛心神在数学上。我反对战争，但不会马上投身于这类斗争之中。那时我对美国文化并不了解，也没有机会去思考这场运动中的种种议题。
这年，萨拉夫回到了伯克利，在这之前，他在日本停留了一段日子。他试图让我接触美国的事物，带我到旧金山市区和郊外观光。他也邀请我到他家参加聚会，会上大麻烟随意地传，人们大方地分享，不断问我要不要吸一口，但我都谢绝了，至今未曾试过一次，纵使这在伯克利是再普遍不过的事。从萨拉夫和他朋友的言谈行为之中，我也约略了解到嬉皮士的行径。这种放纵的生活方式，和我在香港乡村长大的规行矩步毫无共通之处。在那里，人们胼手胝足，不辞劳苦地谋生，娱乐性药物并无立足之地。
我不随意评价别人，也和所谓嬉皮士为友，但从不做那些打扮，也绝不尝试毒品。那时我滴酒不沾，作为较年长和人生经验较丰富的友人，萨拉夫认为是时候让我喝点酒了。第一次喝酒的机会来自数学系的野餐，就在伯克利山高处的蒂尔德公园举行，莫里特别叫我参加。会上有啤酒，我拿了一大杯，仰首一饮而尽。不到十分钟，我就头昏脑涨，只好跟莫里说我要回去了。他送我回去，到家是下午三点，立时上床大睡，直至次日的中午才醒来，至此始知自个对酒精敏感。从那时开始，我对喝酒十分小心，只在有需要时喝一点点。
母亲在困难时期（差不多覆盖我整个童年）会到教会拿救济品，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些教会中的美国人，其中有些就住在伯克利，他们邀请我去家里过感恩节。我对感恩节一无所知，但看见大学校园到了11月底就变得空空如也，可以推测它是个大节。大批宾客出席了他们的节日晚宴，其中有些明显是亲戚，有些如我一般就是误打误撞便来了。
赴会前，他们说得带不超过一美元的物品作礼物交换之用。我从装饰店买了一件水晶的摆设，和其他礼物一起放在桌上。可是没有人选我的水晶，使我有点儿难堪，但它对我也没用。那晚过后，或是对感恩节不大了解，只是饱餐了一顿，或许我只需要知道这个便够了。
圣诞节很快便来了，我从来没有庆祝过圣诞，这一次也是如此。但我发觉美国人对这节日特别重视，校园再次空无一人。整整两星期我孤身一人，幸好数学系图书馆除圣诞日外仍然开放，对我来说可谓圣诞奇迹，心中感动得很。
一年级的研究生没有办公室，图书馆实际成了我的办公室，我常在那里流连，没有课的时候就往那儿跑。当时数学学报的种类比目前少许多（当今估计有两千种之多），我习惯翻开图书馆收到的每一份数学学报，试读其中的文章。虽然不能完全了解内容，好歹也会知道谁写了什么，这让我能够掌握每个数学领域的轮廓，并在脑海中形成广阔的画面，看到哪些科目可以互相配合。
圣诞假期间，图书馆实际上几乎被我一人独占，只有一次难忘的例外。一位漂亮的年轻女士进来借书，她和我年纪差不多，看来百分百是中国人。我顿时被她吸引住了。我故作目不斜视，但馆内人数寥寥，很难办到。虽然怀着强烈的兴趣，但我保持沉默，没有冒昧上前自我介绍，这不合礼数，交谈要留待正式的介绍之后。
圣诞假后学期重开，才知道她是物理系的研究生，就住在附近的国际楼，仅此而已。数学系的主要演讲都在邻近物理大楼的勒孔特堂举行，偶然看见她也来参加，但我们并无交谈。我压抑下来，一直等待适当的时机，这一等就等了一年半。然而，等待是值得的。从那时起，我便展开了一段漫长的、时断时续的追求，最后修成正果。
除了在图书馆的惊鸿一瞥外，其他的发展就缓慢得多了。图书馆里有一整个书架都是欧拉的文集，伟大的欧拉生于18世纪的瑞士。若非书是用拉丁文写的，我必会阅读；可是我对拉丁文一窍不通，只好看期刊上的论文了。
我看到一篇新近由普林斯顿的约翰·米尔诺写的论文，题为《有关曲率和基本群的一台注记》。这一次我不仅看了全文，而且还进一步思考，似乎可以推广论文中的一些想法。当时独个儿留在图书馆很空闲，又没有别的事情干，而这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在心中燃起了异样的火花，觉得这次要做点数学了。
米尔诺文中提到亚历山大·普雷斯曼（Alexandre Preissman）的一条定理，我立即把它找来了。这定理适用于带“负”曲率的空间，这类空间状如马鞍。在马鞍或这类空间上面画三角形，作图方法是先固定三点，然后把任何两点用在马鞍上最短的线连起来，便形成在马鞍上的三角形。这样的三角形的内角和会小于180°。（在具有零曲率的空间如平坦的纸张，上面的三角形内角和必然是180°；而在球面上的三角形，内角之和却大于180°。）
普雷斯曼考虑在负曲率空间上面的两条封闭的回路（loop），所谓回路即指从某一定点出发，沿着一条途径行进，最后回到原来的点，这样便形成一回路，称之为回路A。把另外一条类似的，从同样定点出发和完结的回路称为回路B。普雷斯曼证明在这类空间中，先行回路A再行回路B，和先行回路B然后行回路A，两种在拓扑的意义下是不同的，唯一的例外是回路A跟B重合，即所谓“显而易见”的情况。
我把普雷斯曼的结果推广到具有“非负”曲率的空间上去，这类空间包含负曲率空间和零曲率空间。要对非负曲率空间证明这结果，我们必须利用群论。所谓群，其定义不难了解。群是一台集合，里面包含了若干元素。元素中有一台叫单位元（如1），而任一元素（如x）必对应有一逆元（如1/x），在群上还有些运算（如乘法）和某些规则。
眼前我们面对的群含有无限个元素，当时（甚至到了今天）人们对它的了解并不多。可是，我在米尔诺另外一篇重要文章中看过有关内容，亦记起在崇基书院时和罗纳德·弗朗西斯·特纳—史密斯（Ronald Francis Turner-Smith）教授的一次对话。当时我问他在伦敦大学时研究什么东西，他提过无限阶群的名字。我记不起他说过什么了，但他提及伊塞·舒尔（Issai Schur）和理查德·布劳尔（Richard Brauer）的一篇旧文，似乎跟摆在面前的问题有关。我花了一整天查阅旧学报，果然找到了两人合著的论文，而这正是我要用的结果。当特纳—史密斯提到此文时，我对群论的兴趣还不大，但如果没有这次对话，我也不会找到它，这文章的确帮了我一把。
这个故事的教训，愚意以为，在于随意的交谈或许有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姑勿论在讲课、讲座或下午茶的场合，有时你只需记得别人说过的片言只字。这次，随口的一句，竟印记在脑海，最后帮我完成了人生第一台有意义的证明。
我得到的结果，不能说是惊天动地，但我喜欢它，理由就如喜欢普雷斯曼的定理一样，两者都说明了空间的拓扑（概括的形状）如何影响或约束空间的几何（精确的形状）。这便是我持续追寻的路子，同时也是一条成功的康庄大道；不只对我如是，对其他研究拓扑和几何的人亦复如是。
我重复检视这个证明，直至自个也受不了为止。小心地推敲再推敲每一步，论证看来无懈可击。我正在修劳森的几何课，因此学校假期结束后，便跟他说了。他也认为这证明没有问题，而我俩更进一步证明了一些跟普雷斯曼和我的定理约略相关的东西。我们指出如何利用拓扑来判定，一台非负曲率的空间在什么时候能表达为两个空间之“积”，或某种组合。
劳森很想把论文投出去，于是把两篇论文都寄到《数学年刊》去了，很多人认为这是美国的顶尖学报。由于我的证明是在圣诞假期做出来的，其他人无从知悉，稍后才知道那是乔·沃尔夫（Joe Wolf）的猜想。沃尔夫师从陈省身，也在伯克利，只不过当时在放年假。我知道沃尔夫的名字好久了，虽然还未亲见其人，但读过他的《常曲率空间》一书，非常欣赏。
更凑巧的是，劳森和我证明的东西，亦在较早时为沃尔夫和他的同事德特勒夫·格罗莫尔（Detlef Gromoll）独立地证明了，不过他们的文章尚未发表。当我们见到沃尔夫时，他对我们做了类似的工作毫不惊讶；而看到我们的工作同时被其他人做出来了，劳森和我都不禁失望。只是当时在开始研究时，我并不知道沃尔夫和格罗莫尔的工作。
陈先生看到他招回伯克利的小子，竟能在第一台学期中便做出有意义的工作，不禁松了一口气，看来数学系这一注码是押对了。我也很开心。虽然这不是指什么重大的成就，但也给数学添了新成果。
《数学年刊》接受了我的论文，但拒绝了劳森和我两人合作的那一篇，劳森颇为失望。他拿了博士不过两年，感到资浅的博士要和有地位的学者一起竞争，在顶尖的学报上发表论文难如登天。后来我们把它成功转投《微分几何学报》，我想陈先生或者曾在其间美言了几句，那自然很有帮助了。
1970年对我而言，是值得纪念的一年。我首次发表了文章。文章被接受时的欢欣喜悦，遭拒绝时的垂头丧气，还有因优先权和功劳而导致的紧张心情，都教人难忘。
那年的春季学期并不平静。当美国秘密空袭柬埔寨的消息泄露后，学生的反战运动再次升级，全校罢课使伯克利的所有课都停下来了。为了避免公开和罢课对抗，劳森把几何课移师家中，但只维持了几个星期。进占的学生争吵不休，“把战争带回家”的口号更令他们火上浇油。劳森的妻子或许觉得战事已在她家中爆发，因此不欢迎他们。
从冬天到春天，我一直在与劳森合作。当时身为讲师的他和其他人共享办公室，拥挤不堪，我们难以在那里讨论。当他在家时，我们就在电话上倾谈，讨论有时长达一两个小时。几年后，劳森离婚了，我担心或许和那些电话有关。幸好他前妻后来跟我说，还有别的更重要的原因，离婚一事和我无关。
差不多同时，我旁听了阿瑟·费舍尔（Arthur Fischer）关于广义相对论的课，他当时在数学系当讲师。我之前已跟他碰过头：有次正在影印投到《数学年刊》的论文稿时，他见到了，便说拿来看看。我犹豫一下没立即给他，一来对把自个的工作讲给陌生人听有些腼腆，二来对一台看似狂野嬉皮士的人也带着戒心。费舍尔一手把文稿抢过去，飞快地翻阅，然后宣称“任何把几何联系上拓扑的结果，对物理来说都很有意思”。从米尔诺的工作，我已经知道把几何或曲率联系到拓扑上的价值，但当时对物理还不大了解，对这些东西如何结合更一无所知。费舍尔毫不犹疑地肯定了几何和拓扑的联系对物理有用，我听后不禁兴奋起来。我当时已开始对这些关系产生强烈的兴趣，心想如果费舍尔所说的是对的就好了。然而要经过很多年，一直等到证明了所谓“正质量猜想”之后，我才肯定他说的话。
完全意想不到的是，这个“狂野嬉皮士”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旁听他的第一节课只不过出于好奇，并不抱任何期望。广义相对论由爱因斯坦于一台世纪前提出，是目前我们用以了解万有引力的理论，我之前从未学过。爱因斯坦的理论又借助了比它早六十年、由波恩哈德·黎曼发展出来的几何为工具。“广义相对论”一词我早已听过无数次，对其内容却不大了解，心想这科目值得学习，没料到日后它对我的事业有这么大的影响。
根据爱因斯坦的理论，万有引力并不是如牛顿定律所言，是两个或多个大型物体之间的吸引力，它乃是由于重力场导致空间的变形或弯曲所致。事实上，爱因斯坦认为重力和空间的弯曲是等价的。这种说法不仅能解释行星如何围绕太阳运动，还能说明其他更微妙的现象，这是牛顿的引力理论无能为力的。套一句普林斯顿物理学家约翰·惠勒（John Wheeler）的话：质量使空间弯曲，空间教质量运动。爱因斯坦方程式中，一台关键的项便是里奇曲率张量。物质在宇宙中的分布如何影响空间的曲率，便是由里奇曲率决定的。
有次费舍尔的课上到一半时，各式各样的念头在我心中涌现。那时我对几何的兴趣日渐加深。曲率是几何里的概念，它有好几种，在日常经验中不容易（或不可能）分辨。我想：正如物理学者所云，万有引力乃是质量使空间弯曲的结果，那么完全没有物质的空间又会如何？这些空间叫作真空。换句话说，没有物质的空间能否具有非零的曲率和万有引力？
这问题我想了又想，却不知道在1954年，几何学家欧金尼奥·卡拉比早已提出差不多同样的问题，并且将他的“猜想”用复杂的数学语言表达出来。这猜想涉及复里奇平坦流形、具有第一陈类为零的流形和凯勒几何等名词，不必在此细说。表面上看来，猜想跟万有引力扯不上关系。卡拉比曾说，当提出这个猜想时，他并没有往物理那方面想。猜想的对象是具有特殊几何结构的凯勒空间，而这类空间拥有一种有时被称作“超级对称”的对称性。用非专业的方式来说，卡拉比希望了解凯勒空间中不同路径的长度和空间密度的关系。这些路径的长度足以刻画整个空间，而空间密度则和一种叫“体积元素”的东西有关，它可以用来决定空间的体积。卡拉比问：反过来看，凯勒空间中的体积元素（或密度）如何决定空间中路径的长度（或距离）？
可以想象，我们可以通过测量球面上一些点之间的距离来了解这个球体，但如何通过体积来量度高维（如六维或以上）空间的距离？
卡拉比猜想纯粹是为数学而数学，这在当时是很常见的，甚至到了1970年数学家费舍尔在讲解物理时，数学也在物理中隐去。很多数学家相信数学是“纯粹”的，对叫作“应用”的东西，包括物理，是不屑一顾的。
这样子的划分并非从来如此。古希腊的科学家并不区分数学和物理，即如近世伟大的数学家欧拉、高斯和庞加莱，他们毫不犹疑地投身到天文或其他领域中去。作为新的数学来客，虽然尚未做出什么贡献，而且物理知识还很浅薄，我仍可感到数学，尤其是我有兴趣的领域，具有和物理做深层次结合的潜力。我在直觉上感到探索这些想法会有所成果，希望这些成果能引起其他人的关注。
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摆脱分隔数学和物理的藩篱，从而找到一片令人振奋的、富有成果的沃土。但我始终以数学为本，主要因它在两门学问中比较深刻和基本。物理学理论的正确性必须通过实验来检验，而结果也会因新的实验数据而变更。另一方面，数学上的定理，只要在证明中计算无误，推理正确，那就永远成立了。科学中甚少永恒的真理，在我们生活的圈子中，真理也寥若晨星，这就说明为何我对数学情有独钟了。
1954年，我只有五岁，在香港常常挨饿。十六年后的今天，坐在伯克利的讲堂上，我仍然饥饿，意义却不同了。我狼吞虎咽的乃是数学的知识，渴望饱足之后，可以用来克服数学上的一些大难题。
在伯克利图书馆疯狂阅读时，我查阅了所有能找到的和里奇曲率有关的书。开始时，欧金尼奥·卡拉比的名字并没有出现，我亦对他的工作一无所知。但不久之后，我就在里奇曲率的文献中看到有关他的资料，并在1954年一次会议的论文合集之中，看到了这个猜想。
心弦一下子响起了共鸣。我相信要了解里奇曲率和它在几何上的作用，关键就在卡拉比猜想。无论猜想是对是错，其答案都足以揭开里奇曲率神秘的面纱。我甚至相信，更广泛地，这个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其他一大堆在几何中有关曲率的问题就不用看了。
在高维空间中可以定义多种不同的曲率。在这些曲率之中，里奇曲率算是最神秘难测的。纵使半个世纪之前，里奇曲率在爱因斯坦的理论中早已举足轻重，可是几十年过去了，人们对这种曲率依然所知不多。
卡拉比猜想吸引我，一半是对里奇曲率本身的兴趣，另一半是因它和广义相对论有关。只要能找到适当的方法，我感到似乎能更进一步，就如在普雷斯曼定理的情形中一样。然而，我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这并不是个一朝一夕就能达成的项目，不能奢想在学校假期当中就能歼灭它。要证明这个猜想，需要按部就班，耐心地先打好基础。
在此期间，作为一年级的研究生还有一些更迫切的事情要做。第一件便是博士资格考试，1970年初我便参加了。那是个口试，分为三部分：几何和拓扑、分析和微分方程、代数和数论。拓扑考试由埃默里·托马斯（Emery Thomas）和艾伦·温斯坦（Alan Weinstein）两位教授负责。托马斯开始时问了一些颇容易的拓扑问题，我都答了；再后来便是比较刁钻的题目，其中有一些，老实说我应当直接答不懂的，我却随便瞎答。温斯坦和托马斯相似，以一些简单的几何问题开始，一切非常顺利，然后问题便集中在一些定理的特殊情况上。我答得并不好，结果得了个B+。虽然没有什么值得炫耀，但也算可以了。
分析和微分方程由莫里和哈斯克尔·罗森塔尔（Haskell Rosenthal）负责，我的表现比第一次好，结果拿了个A。最后考代数和数论，这两个科目并没有花多少时间准备，但不知怎的，三位主考教授曼纽尔·布卢姆（Manuel Blum）、莱斯特·杜宾斯（Lester Dubins）和亚伯拉罕·赛登贝格（Abraham Seidenberg）都觉得答得出色，竟给了A+。不无讽刺地，这次考试的成绩和我后来工作的成绩刚好反过来。无论如何，这是个值得高兴的消息。我通过了资格考试，跨越了前进的一大障碍。
差不多同时，数学系决定把我的奖学金延长一年，这是系方最慷慨的做法了。对于需要按时把一半奖学金寄给母亲的我来说，真是大大松了一口气。由于没有绿卡，不能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中得到任何资助，因此我只能依靠这个奖学金，目前能继续下去，非常感恩。
接着要做的事，便是准备写论文和找论文的指导老师了。我跟莫里的关系一直很密切，春季学期快结束时，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做他的学生。1970年6月，陈省身放完年假回来，我找他谈了一下，最后决定做他的弟子。当时我已很清楚自个最喜欢的乃是几何学，自然应当拜世界级的几何学家为师。
在这期间，莫里的健康出了问题。不出一年，出现了帕金森病的症状，病情急剧地变坏。亲眼看见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一天一天地衰弱，我心里难受得很。
选择陈先生当导师后没过多久，便能感到身处系内强势的一群之中。大家公认陈省身是当代华裔中首屈一指的数学大师。他对数学的贡献很大，其中最著名者为陈类的创造。陈类是把流形分类的一种方法。所谓流形，是指一类拓扑空间，它们犹如地球的表面，站在每一点游目四顾，周边都是平的一样。陈先生是1960年到伯克利的，之前在芝加哥大学十一年。他到来后，伯克利的拓扑和几何都得到加强，数学系的招牌已在全世界响当当了。
陈先生不仅在数学上卓有成就，也擅于经营人际关系。他喜欢酬酢，不时在家宴客。陈师母乃烹饪能手，做的中国菜很有名。成为陈先生的弟子后，我被吸纳进了他的社交圈子之中。
陈府地处埃尔塞里托山上，在伯克利的北面，可以远眺旧金山海湾和金门大桥，非常壮观。陈先生甚至雇了园丁替他料理花草，花园收拾得漂漂亮亮。我与其他教员和学生好几次上他家出席晚宴或派对，有两位三十出头的年轻教授是常客，他们是拓扑学的项武义和几何学的伍鸿熙，代数学者林节玄不时也会出席。
陈先生华丽的居所令人羡慕，但很快我便要回到现实中伯克利市区残旧的居所了。夏天临近时，室友要搬走了。这时幸运之神降临了。我在仅仅和校园一街之隔的欧几里得街找到一台单人公寓，月租只需九十美元。尤有甚者，中大同学郑绍远夏天就来伯克利念数学了，也在找落脚的地方。他6月到埠后，我们便住在一起。公寓不大，仅仅可容两人凑合，但省事得很。唯一的缺点就是它在酒吧的楼上，到了晚上尤其是周末会很吵闹。不过我们当时年轻，丝毫不当一回事。
对付声浪的良方是晚些上床，到凌晨四时才睡，其间聊天、看书或做数学。我不像原来那样早睡早起了，不再不停地上课了，故此影响不大。孔夫子如果知道我不再整天学习，或许会有点儿失望。我抽时间多思考整个数学，在千头万绪的可能性中应如何向前走，这样做使我看到了新的方向。
总结一下，去年发表了两篇论文可说是个不错的开始，然而把群论用于几何，或是几何用于群论，无论哪一条路都不会走得多远。几何的天空应该更为宽广，一台大有作为的方向是复几何，它研究的对象是可以用复数坐标描述的空间或流形。复数具有实和虚两部分，虚指[插图]的倍数。我参加了由小林昭七教授负责的复几何研讨班，他鼓励我攻读德国数学家弗里德里希·希策布鲁赫的著作《代数几何中的拓扑方法》，这本书对我的影响极大。我独个儿研读它，完全浸淫其中。有趣的是，我是从这书而非从我的论文导师那里认识陈类的。
希策布鲁赫的书和相关的论文读得愈多，就愈觉得这科目的层次甚丰，使人愈走愈深入，同时也看到它非常宽广，和很多数学领域都有本质上的联系，给我提供了向四周探索的可能性。我开始殷切地寻找可供研究的题目。我亦跟陈师说了，希望能聚焦在复几何而非初来时的泛函分析上。
陈先生似乎赞同我的意见，但没有很明确地表示出来。可是到了1970年8月他从普林斯顿回来，情况就不同了，他戏剧性地提议我改变方向。普林斯顿的安德雷·韦依（André Weil）是声望极高的数学家，陈师在那里跟他谈了一次，十分兴奋。韦依指出，当前数学的发展，已使数论上著名的黎曼猜想变得只有一步之遥了。1859年黎曼提出了他的猜想，用以解释质数不依常规的分布。伟大的黎曼三十九岁就英年早逝，他没有给出答案。超过一台世纪之后，人们还不知这猜想的对错。
陈先生期望我能破解它。我正急于定下论文的题目，陈先生催促我立时开始工作。毫无疑问，这是个极具挑战性的难题。出于个人的品位，我对几何问题的兴趣远比对解析数论的大。研究大问题往往要花上几年时间才能取得进展，必须靠激情始能坚持下去，因此我不为黎曼猜想所动。也许我的本能反应是对的，黎曼猜想至今尚未破解。
而且那时候，我的心早已被卡拉比猜想占领了。这是很难解释的，就如世上美女千千万万，但只有一台，即八个月前在伯克利数学图书馆邂逅的那位，才刻骨铭心。我对卡拉比猜想也有如此的感觉。但我心知这是个长远的计划，不能以它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因此还需另找一台比较能轻松应付的题目。
不到一台月，幸运之神再次眷顾。陈先生让我就发表在《数学年刊》上有关普雷斯曼工作的文章做报告。报告很顺利，会后陈先生征询了其他人的意见，反应都很好，他断定这足以作为我的博士论文了。我不肯定他有无详细地把文章看一遍，那不是他的领域，群论并非他熟识的东西。事实上，几何学者中懂得群论的寥寥可数，沃尔夫是个例外，他顺理成章成为我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一员。劳森也在里面，委员会规定要有一位非数学系的人，陈先生请了工程学院的王佑曾做委员。
陈先生让我用他办公室里的打字机打论文，1971年初文章打好了。在他办公室工作附带有一好处，陈先生在微分几何界的地位崇高，世界各地的学者纷纷把文稿寄来。他让我过目，遇见有兴趣的则存副本，特别有兴趣的则在他的研讨班上讨论。我留存了不少这些论文，有的至今读来还饶有兴味。
论文打完后影印了几份，任务就差不多完成了。不用与委员会见面，也不需回答问题，那就行了。那应该是欢欣鼓舞的时刻，拿到博士学位并不是每天都可以遇到的事。但有几件事给这喜事蒙上了阴影。
我对研究生的日子如此短促也若有所失。两年的时间太短了，还有很多东西希望学习呢。但当老板说你可以升职了，你最好不要反对，说想留在原位。除了顺势而为外，就别无其他选择了；况且，我也希望尽快多赚点钱养家。
把镜头往回推，我略过了说1970年秋直到次年，意外地给牵扯入某个事件的事情。我和一群海外中国学生参加了保卫钓鱼岛的示威活动。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和支持它的美国）对中国的挑衅侵略行为，激起了全美国包括伯克利中国留学生的反对。我们被激怒了。大部分当时在美国的留学生，连我在内，都没有试过示威，但我们可以向美国学生的反越战示威学习。我强烈地相信，我们为中国站起来，中国自个也会站起来；我们更尊敬祖国，其他国家也会尊敬中国。
1971年4月9日，我们在朴茨茅斯广场集合，那是在旧金山唐人街中心的小公园，很多相识的人都来了。在这类场合，人们一般都会花不少时间在站立和等候上。我通常都带上一本书，这次拿了莫里有关微分方程的著作，但并无机会看。一批被收买的当地恶少前来冲散示威者。相识的一台香港同学叫余经昌的，一开始就被打倒在地，很多人都受了伤。但我们仍然坚持游行。后来有些学生成了全职的示威者。我没有这样做，但和去年相比，花在数学上的时间确实是少了。
就在这时候，陈先生生病住院一台月，我和一群中国学生去医院探望他，却对他讲的一番话感到愕然。他并不赞成我们政治上的行动。虽然他和杨振宁等知名人士联署了一封信，刊登在《纽约时报》上，内容和游行学生所说的大同小异，但他劝我们立刻停止行动。他说：“人生不外名与利，学生运动两者皆不达。”
这和我理解数学的目的大异其趣。数学的研求乃是追求并发现心仪领域中蕴藏的真和美，这是父亲自童年开始的反复教诲。和陈先生的对答，令我想起十岁时父亲教授的《五柳先生传》。五柳先生住在“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的破屋子里，屋外五棵柳树围绕，因以为号。他“短褐穿结，箪瓢屡空”，却安然自得。他好读书，有时连吃饭也忘记了。他忘怀得失，“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
在那一刻我理解到，即使陈先生和我的价值观并不相同，但我也可以从他身上学到许多东西，当然也要正确地看待他或其他人的意见。我相信他是为我着想，可是说到底，我或是要依靠父亲的教导立身处世。
我仍然是个研究生，我的导师帮了我许多忙，对我也很好。部分出于感恩，况且知道他的人生经验丰富，他叫我做什么我都会依从。1971年暑期时，陈先生让我开一门家用投影几何学的课，他认为毕业时有点教学经验是有用的。
班上约有三十人，纪律很好。林节玄给了我一些讲义，我很快便上手了。问题是学生听不懂我浓重的口音，其中一台还跑到系主任和院长那里投诉。陈先生一下子紧张起来，叫伍鸿熙来看看。伍说我的教学可以，但口音确实是个问题。幸好过了不久，班上习惯了，就连那个投诉我的学生也到系主任和院长那里改口说我是好老师。从那时起，情况慢慢好起来了。
我开始找工作了。陈先生提议我去纽约长岛的石溪大学看看，他认为到另一所大学访问对我有好处。他找到石溪数学系的系主任吉姆·西蒙斯资助这次访问。当时劳森也在那里，石溪正想聘请他。
1971年3月我到了石溪，住在劳森家中。劳森让我睡沙发，但这样不省事，因此不久我便搬到宿舍去。在宿舍碰到一些台湾的学生，他们对台湾的政治形势极度失望，有不少学生想去中国大陆发展。我同时也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当时伯克利的学生领袖先是搞钓鱼岛运动，其后更扩大到一般的中国学生政治运动，他们请我跟纽约的学生领袖接头。我惊讶地发现，哥伦比亚的学生小组就伯克利没有跟他们协议便采取行动十分不满，他们的立场和我的想法完全不一样，我一时之间无言以对。
回到伯克利后，学生运动还在继续，但纽约那些活跃分子就再不理睬我们了。对我来说，找工作才是头等大事，我的奖学金已快完结了。我申请了六间学校：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石溪和耶鲁。运气不错，六间大学都愿意聘我，其中以哈佛的年薪最为慷慨。年薪1.45万美元的助理教授，当时算是很不错了。其他的在1.4万美元左右，只有高研院只给我6400美元一年的奖学金。
我向陈先生请教何去何从。他说：“每个人在事业生涯中总要去一次高研院，你也不例外。”他到访高研院不知多少次，从1943年到1945年，他在那里完成了一生最辉煌的工作。我听从他的意见，也不再问下去。我没有告诉他高研院的薪酬比其他学校的一半还少。虽然金钱需要考虑，但正如五柳先生说的，它并不是一切，做人要看远些。我会在高研院的一年尽力工作和学习，然后再找更理想的位置。
但在离开伯克利前，还有件刻不容缓的事情要做，那就是去认识一年半前在图书馆相遇的女子，我对她一直念念不忘。我曾在物理大楼参加研讨会时见过她，但始终未交谈过。我向物理系一位来自香港的朋友打探，终于知道了她名字。友云，听起来多么可爱，就像在影片《西区故事》中托尼第一次听到玛利亚的名字时的感觉，幸好当时我没有忘情地唱起来。
友人和我安排了一次数学和物理研究生的晚饭聚会，他负责请她来。起初他稍稍犹豫，或许他对她也有意思吧，但最后或是请了。有三四个数学系的研究生来了，物理系的人数也相当，大家坐在同一桌，我终于“正式”认识友云。假如她愿意，我可以开始约会她。我们只有六个星期相互了解，然后就会毕业，各奔东西。我必须充分地掌握时间，还要克服一些障碍。
项武义是系里的年轻教授，陈先生很喜欢他。有次他请我到他家出席隆重晚宴，开始时并不知道那是有所图的，他打算将他太太的亲戚介绍给我。当我知道后，便开诚布公对他说我心中另有所属。项武义很失望，当然此乃人之常情。
我知他是一番好意，但这些事情也不是能敷衍以对的。几年后我从一些日本数学家口中得知小平邦彦的故事，小平是日本首位菲尔兹奖的得主。他们有位朋友是小平的学生，小平要这位出色的年轻人迎娶他的女儿。那学生心想如果拒绝的话，必定会触怒大师，于是只好乖乖答应，成为小平的东床快婿了。
不久之后，我搬到东岸去。武义的兄长项武忠是耶鲁的数学教授，后来转到普林斯顿去。他请我吃晚饭，到了晚饭时才知道他夫妇想撮合我和他们的一台亲戚，当我告诉他们我心中已有人时，他和武义一样显得很失望。从一方面看，能够受邀结识某人的亲友，从而发展一段浪漫的关系，自是受宠若惊之事，但事情如此了结，使项氏兄弟不悦，似为未来之麻烦定了基调。
回到1971年6月，我拿了数学博士，而友云则拿了物理学博士。陈先生写了封信给香港中文大学，说我已经在伯克利拿了博士学位，鉴于我从来没有在中文大学拿个本科学位，大学能否考虑授予一台荣誉学位呢？中大否决了，但他们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十年后，即1980年，我终于拿到了中大的荣誉博士学位。这十年之间发生的事情不少，我差不多已忘了陈先生的信。
1971年夏天，友云和我争取时间，在毕业之前相聚。阴差阳错地，我们奔赴从地理而言相反的方向。她和母亲开车直接到圣迭戈，那里有份博士后工作在等她，而我则往近四千公里外的高研院开始新的工作。我们不知将来会如何，只是答应保持联络。两个相识不久的人，正要到美国的两端，各为自个的事业奋斗。前景一片迷茫，故而只能如此。
（[美]丘成桐, [美]史蒂夫·纳迪斯《我的几何人生：丘成桐自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