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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发科是一家不缺故事的芯片企业，而联发科的创始人蔡明介更是故事满满，属于既能自创门派（人称“台湾芯片设计教父”），还能带头打冲锋的人。
成立于1997年的联发科，是从台湾联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UMC，简称联电，曾和福建晋华合作生产DRAM芯片，可惜被美光搅局）IC设计部门分离而来。最初做光驱（CD-ROM，10年前的电脑的标准配件）芯片，通过把光驱中的三颗芯片整合成一颗，降低价格，打得日本、美国企业满地爪牙，很快市场份额超过50%，成为行业冠军。
在光驱芯片上挖到第一桶金后，蔡明介看上了手机芯片。
手机芯片看起来比光驱芯片还难啃，这片地儿是欧美企业的自留地加后花园，德州仪器（TI）、英飞凌等公司，拥有全球超过50%的市场份额，并和当时的手机一哥诺基亚打得火热，根本没有联发科什么事。
但蔡明介很会来事啊，正面强攻不行（一线手机大厂们爱答不理），那就来“农村包围城市”好了。联发科跑到大陆，发现深圳众多的白牌机（俗称山寨机）厂商也是嗷嗷待哺，高攀不起德州仪器、英飞凌、高通等大公司。
于是，蔡明介来了一波破坏式创新，将复杂的手机系统整合起来，帮助深圳的中小手机厂商降低手机入门门槛。
这套方案就是后来捶得高通满地找牙的“交钥匙”方案，大白话说就是，联发科搞掂手机软硬件系统，让中小手机厂商稍稍添加功能模块就能推出新手机，省掉了大企业大投入的研发中心。好比我们买精装修房子，拿到钥匙就能入住。
就这样，联发科开创了一台全新的商业模式，等于拿到打开新的财富大门的钥匙。
刚开始，巨头们嫌联发科的生意太低端，根本没看上眼。但谁也想不到，山寨手机市场居然一年比一年大，甚至大举销往中东、非洲、印度、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市场。高峰时,每年能卖出3到5亿部山寨手机。
而且，山寨还成为一台文化现象。
更重要的是，这么大块蛋糕居然被蔡明介吃“独食”了——联发科占据山寨机90%以上的份额，成为2G时代真正的王者（“山寨之王”）。
联发科深陷危局后，退隐的蔡明介又不得不再次出山。
当时联发科做的太成功了，不仅馋得华为也要学联发科，设计制造特供山寨机芯片，准备趁热赚一把，现华为集团轮值董事长徐直军还专门跑到华强北推销芯片。
不过K3V1这款芯片最后失败了。
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年轻时的样子，谁能想到曾去推销K3V1芯片？
幸亏K3V1失败了，否则就不可能有后来的麒麟芯片了。
另外，金立总裁、现小米副总裁卢伟冰都是联发科的忠诚粉丝，在联发科拖拖拉拉进入智能手机市场时，他还急得直催：发哥，快推4核芯片啊！
加入高通的忠诚粉丝小米后的卢伟冰。很少有人知道，在金立的日子里，他是联发科的忠诚粉丝。
但2010年，在整个手机行业从2G向3G切换时，联发科掉队了，被高通摁在地上暴揍，一直揍到5G，都没能完全站起来。
限于篇幅，这里不展开了，只简单说说联发科落败原因：
海思没抢到联发科的蛋糕，但展讯和晨星却在低端市场拖住了联发科，拖慢了其进入3G的速度；
高通针对联发科的“交钥匙”方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推出QRD平台，在3G时代笼络大批厂商，联发科被扣住死穴，无法反抗；
高通是CDMA标准的拥有者，而CDMA是3G的标准，等于高通把持了3G标准，建立完整的专利布局，联发科即使如期自研成功3G基带，也绕不过高通的专利墙，必须向其缴纳6%的专利授权费，等于联发科的未来被高通锁死。
总之，可用一句话概括“山寨之王”联发科的过往：起于卑微的光驱芯片，发家于无人看好的山寨事业，折戟于3G时代，挣扎在4G，奋斗在5G，前方仍有路，转机就在不远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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