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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曾经国内手机市场第一阵营“中华酷联”中的重要一员，中兴曾与华为一道，曾达到很多品牌无法企及的高度——全球第四。

但如今华为一路高歌，已成为国内第一，全球第三，并想把安卓手机之王三星挑下马。而中兴手机已连续三年跌出国内智能手机市场前五。

　　2016年，中兴通讯遭遇了上市20年来的第二次亏损，净亏损达23.6亿元，较上一年同期净利润减少173.49%。
　　经过一年的苦心经营交出这样一份成绩单，绝不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荣誉。中兴通讯总裁赵先明对这种现状也不免焦虑，“公司正在遭遇成立31年来最大的危机，企业必须面向未来。”

没落贵族“中兴”

　　中兴通讯是中国电信市场的主要设备供应商之一。1992年，创始人侯为贵带领38位中兴元老共同创立了深圳中兴维先通设备有限公司。
　　次年，该公司与691厂(后更名为西安微电子技术研究所)、深圳广宇工业公司(后更名为航天广宇工业集团公司)共同投资创建了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下称“中兴新”)，作为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兴新开创了“国有企业，授权经营”的独特经营模式。
　　1997年，中兴新通过资产重组创立了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同年发行A股并于深交所主板上市。2004年，中兴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成为首家在香港上市的A股公司。
　　在CDMA和小灵通盛行的2003年，中兴和华为一时瑜亮，成为国有手机品牌的代表企业。2007年，中兴国际化战略获得突破，CDMA出货量连续两年位居全球第一，进入全球前四大设备供应商行列。2009年，推出全制式九大品类40余款3G终端产品，成就“中国3G第一品牌”，至此中兴成为全球第六，中国第一大手机厂商。2011年，全面启动智能战略转型，成为全球第五。
　　然而，随着智能手机的兴起，中兴和华为在实力上的差距逐渐拉大，华为逐渐成为国产智能手机的领军品牌，中兴则节节败退，业绩上遭遇了5年的跌宕起伏。在2011年，中兴的营业收入达到863亿元后，次年开始亏损，据中兴年报显示，2012年亏损额为28.4亿元。
　　之后的几年，中兴业绩虽缓步上升但泛善可陈，仅在2015年突破了30亿元人民币大关。
手机业务难扭颓势

　　3月8日，中兴通讯发布了2016全年度的业绩快报，当中显示，在2016年度，中兴通讯的亏损额达到了约7.7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亏损23.57亿元。
　　在手机业务上，中兴出货量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IDC数据显示，2016年，中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与2015年相比下跌了36.5%，约为3560万台；另一份同样来自IDC的2016年全球智能手机销售情况报告则显示，中兴并不在前五之列。
　　曾几何时，得益于中兴在运营商渠道的深耕，在国内的手机市场上塑造了“中华酷联”的格局。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4G普及，智能机时代来临后，补贴下滑的运营商渠道已经不能满足手机发展的要求。纵观当下发展迅速的国产手机品牌们，它们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营销方式，比如OPPO、vivo的专攻线下；小米的主打线上等等。
　　相比之下，中兴无论是在线下渠道还是线上渠道不占优势，又缺乏明确的产品定位，因此活得越发艰难。在当下，中兴已经不再是用户购买手机时的首选品牌了。
　　而在以往的“福地”海外市场，中兴最近也是麻烦多多。从2016年3月起，由于中兴通讯涉嫌向伊朗出售违禁的美国电脑设备，美国将针对中兴通讯实施出口限制，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出口商品。
　　这对当时在美国手机市场份额占到了10%的中兴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因为这同时影响到了中兴通讯的供应链，从而进一步影响中兴手机在美国市场的销售。中兴手机销量在2016年的下滑，很大一部分原因即来自于此。
　　今年3月，中兴通讯宣布，与美国政府就美国政府出口管制调查案件达成和解;作为和解协议的一部分，中兴通讯同意支付8.92亿美元的刑事和民事罚金。这对于中兴来说又是一次打击。这使得中兴通讯的管理层在2017年的新年致辞中用直截了当的方式向员工说明了公司近年所遭遇的危机。其中，时任董事长赵先明称中兴“遭遇到成立31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
为何频频失利？

　　对于在国内市场上的失利，时任中兴通讯执行副总裁的曾学忠表示：“理由可以找很多，但是，一句话就是，我们做得不够好！所以，要复盘，但是不要解释。”
　　曾学忠对失利原因进行了反思和总结。在他看来，中兴手机最大失误有两点：一是战略失误，没有提前洞察到消费者转换趋势和渠道转换趋势，错过了功能机向智能机转换、升级换机两个风口；二是固有的运营商管控模式、品牌建设等短板，在供应链、品牌传播上亟待提升。
　　诚如曾学忠所言，在功能机时代，中兴抓住运营商这个核心要素，成就了“中华酷联”；而在智能手机普及期，性价比、擅长线上营销成就了小米；2014年下半年以来的换机窗口，在线下渠道有长期沉淀、追求做工“轻奢”的步步高、华为也成功了；而中兴依然在依赖传统运营商渠道，放弃了渠道建设和品牌传播的良好机遇，越来越跟不上市场的步伐。
曾学忠的反思可谓诚恳，不过可能依然不够。

　　有分析指出，中兴失利的原因，除过度依赖运营商和错过互联网手机等几个风口外，主要还包括：
　　首先是产品性价比不够；其次是产品质量有严重不足，用户体验不够，比如“操作系统不及时更新”已成为消费者吐槽的焦点；
　　其次是宣传不足，尤其煽动性宣传不足，这方面主要体现在中兴手机对自己的专利特长、“剁手兴”的改变性、外在形象等，宣传力度明显不够。“乐视宣扬要超越苹果、小米打情怀牌竖起性价比的标杆、华为塑造了中高端的品牌形象并且渐入人心，这些话题整天在我们耳边回响。”反观中兴的品牌塑造和宣传，是明显不足的，一般消费者对中兴的品牌印象，还停留在“剁手兴”上。
高层频繁变动

　　近一年来，相比于业务本身的不景气，中兴高层的频繁变动亦备受瞩目。
　　4月5日下午，中兴通讯发表公告称，公司收到了执行副总裁曾学忠因个人原因，向公司提出的书面辞职报告，并于当日生效；辞职后，曾学忠将不再于中兴通讯担任任何职务。
　　这不是中兴通讯近期进行的第一次高层人员调整了。
　　就在今年2月22日，中兴通讯发布公告称，公司执行董事史立荣辞去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及所担任的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即日生效。史立荣同样不再于中兴通讯担任任何职务。
　　3月14日晚间，中兴通讯再一次发布公告称，执行董事殷一民当选中兴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即日生效;原董事长赵先明辞去董事长职务，但仍继续担任公司执行董事、总裁等职位。
　　此外，有媒体曝出，中兴内部已经下发红头文件，任命原终端北美经营部总经理程立新为终端事业部总经理，全面负责中兴手机业务。今年51岁的程立新毕业于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系，2010年加入中兴通讯。
　　以上一系列变动，均发生在2017年初。
　　而在2016年，中兴迎来了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人员变动：当年4月6日，执掌公司30年的中兴通讯创始人侯为贵正式宣布退休，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一职;公司副总裁兼CTO赵先明接过了侯为贵的职位，并兼任公司总裁。
　　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中兴通讯的高层就经历了五次大变动，其中董事长一职更是三易其主。这也折射出了这家曾经的通讯巨头在过去一段时间内的不如意。
复兴之路在何方？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中兴通讯在每一次困难时期，都能够快速反思并采取整顿措施。
　　同样，2016年内忧外困之下，中兴通讯再一次选择了裁员。今年1月初，中兴通讯宣布裁员约3000人，其中五分之一来自表现欠佳的手机业务部门。也就是说，有600名来自手机业务部门的人被裁掉，占到整体手机部门总人数的约20%。
　　面对手机业务的潜在危机，中兴还采取了换帅策略。今年3月14日，殷一民接替赵先明担任中兴通讯董事长一职。
　　此次执掌帅印的殷一民，在中兴通讯担任执行董事已有20年之久。在2004年到2010年期间，殷一民成功接过创始人侯为贵手里的大旗，带着中兴通讯不断发展，更被称为中兴通讯的“关键先生”。有评论指出，“殷一民有很强的技术背景，在产品研发方面很擅长，担任终端事业部总经理后，能提升中兴手机研发方面的实力。”
　　如今又有在北美市场做出了不少成绩的程立新接掌手机业务。中兴通讯内部人员称，“程立新在中兴通讯七年多，熟悉中兴通讯的运营机制、内部关系和业务流程，我们内部并不意外”。舆论亦认为殷一民的回归、程立新的补位，将给手机业务带来更多可能。
　　此外，在手机业务的布局上，中兴今年还高调参展MWC2017，对外展示了支持千兆级网络的智能手机，宣称自己的千兆手机成为从4G迈往5G的里程碑。外界评论称，中兴把自己的手机业务2017年和未来的希望押宝在5G之上。
　　当前，不可否认中兴在技术的厚度和5G的先行优势，但有分析认为，从4G到5G的过渡需要一定的时间，从技术到产品再到市场的每一步都是艰难的挑战。“网点建设、资费问题都存在着变数。加上现有4G的体验基本能满足用户现有的需要，5G技术优势对开拓手机市场的影响，可能没有前几次通信技术迭代那么大。”如果无法迅速补齐产品和品牌的短板，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技术优势，那么中兴手机的前景仍难以乐观。在诸强环伺之下，中兴手机只怕难有逆袭的机会。因此有机构预测认为，2017年中兴的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份额还将下跌3%。
　　对于中兴这样的国企来说，策略的执行固然重要，但策略本身的取舍决断可能才是最难的。

手机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经历几年暴涨的小米正在退烧，加上三星、苹果等国际巨头的持续深耕，以及 VIVO、OPPO、乐视等新兴厂商不断涌现，跟不上市场步伐的手机厂商，就意味着落伍乃至淘汰，强悍如当年诺基亚、摩托罗拉，也是几年之间就变成了手机市场的明日黄花。
　　过去一年多来，中兴通讯出现了手机销量下滑、集团大裁员、临阵换帅等众多难题，不仅在公司营收上徘徊不前，而且逐渐与昔日队友华为拉开距离。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依然是国内较为出色的企业之一。
　　曾经因为过分倚重运营商渠道而渐渐落寞的中兴手机，是否能抓住这次5G的浪潮重回手机行业第一阵营，我们拭目以待。

这几年中兴如何了？汐姐给你们讲一个我亲身经历过的故事，看完故事后你就知道中兴如何了。
那年汐姐在上大四，秋季校园招聘会在我们学校火热进行，因为当时我没有打算找工作，所以对秋季招聘根本没放在心上。可能因为太无聊，有天傍晚我跟着同学去听了中兴的宣讲会，顺手做了一套面试题，第二天我收到了面试通知。因为之前基本上没有面试的经历，抱着玩一玩打酱油的心态我就去面试了，因为我的同学很多急于找工作，所以对面试非常重视，一个个都西装革履意气风发，我也把压在箱底的正装拿出来穿上了。
记不清第几面，我记得我走进一个面试教室的时候，桌子前坐着三个男人，其中一个坐在中间四十岁左右，戴着金丝眼镜，鬓角已经泛白。另外两个看起来比较年轻二十多岁，皮肤较黑。先是让我自我介绍，然后又让我说了段英文，当时挺紧张，说外语的时候磕磕巴巴。自我介绍完，金丝眼镜男就开始问我问题，就是他的一连串问题让我晕头转向不知所云。
他先问：你会喝酒吗？我说：我不会。又接着问我：假如你的客户半夜约你出去喝酒如何办。当时听见这问题我是一脸懵逼，该如何回答呢？我说：要看当时的情况吧，不能违背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他又追着问：你的原则是什么？底线又是什么？说实在的经过这一连串莫名其妙的事情，我觉得眼前这位斯文的金丝眼镜中年男犹如一个衣冠禽兽，当时十分的反胃。旁边两位年轻的男人在中年眼镜男问我的时候默不作声，但是脸上露出了蜜汁微笑…当时我脊背发凉，感觉阴风阵阵…
就在一连串带有“暗示”“挑逗”的问题夹击下，我顺利的面试完了，出来就跟我的同事吐槽，里面的男人问的问题不是很正经…我以为我的面试到此就结束了，谁知道当天下午我就又收到了终面的通知，我们班20来个人去面试，只有我一个打酱油的面试者收到了面试通知，当时觉得很惊讶。并且这次终面并不在学校进行，我需要跑到比较远的地方（中兴当地研究所）去面试，当时我是犹豫的，因为之前面试体验很差，另外那么偏僻的地方我害怕有危险…最终思前想后，好奇心作祟，我带上了我的一位男同学，让他陪我去。到了面试地方，我又遇见了我们学校的两个妹子，一位西班牙语系妹子，身材高挑，长相清秀，一位法语系妹子，凹凸有致，浓眉大眼。这次面试官是个中年女人，酒红色卷发，皮肤较白。倒是没问什么特别的问题，只是测试了一下我们的外语水平，让人想不到的事情就在面试结束的时候发生了！她让我们站到墙边，让她的女助理为我们一个一个拍全身、侧面的照片！（what！？又不是选美？在搞什么！）当时觉得很奇怪，但是还是配合了她们的表演…出了大楼，我们三个女生异口同声的说：这哪是招翻译，明明是在找“女公关”！。
各位，从一个小小的面试就可以看出这个公司的价值观，公开从应届毕业生中找“会应酬的女孩”，中兴HR的底线在哪？中兴整个公司的底线又在哪？
所以题主问的这几年中兴如何了？现在你明白了吗？

未来，不等待？呵呵…

转眼间时间已到了2018年，一场被称作企业与国家的对抗最终落下帷幕。中兴在美国解禁的代价目前是10亿美元的罚款和4亿的保证金。这也让渐渐远离大众视线的中兴再次回归。

中兴和华为作为国内两大通讯公司，我们习惯性拿来作对比。不得不说最近几年华为已经远远超过中兴。到2017年华为的营收是中兴的6倍。市场占有率和口碑方面华为也是更胜一筹。
十年之前，中兴华为旗鼓相当

到如今，不少人为之诟病的不只是在在“剁手兴”这一个，还有中兴国企民营的背景，2015年中兴终端中国区CEO吴海卷入联通腐败一案。
还有侯为贵在卸任中兴董事长时曾说：

我给中兴留下的最有价值的不是账面上的财富，而是经过多年沉淀，并得到全体员工认可的一种企业文化。

而且在中兴的历史上，侯为贵罢免过三位高管，长达30年的董事长生涯，即使外行的我们也明白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新鲜血液对一个企业来说是多么重要。
中兴的出手过于保守，侯为贵的“牛文化”在任正非的“狼文化”面前确实有些羸弱。企业文化与企业财富哪个更重要，我们不谈，但是管理层的问题与中通今日的没落有直接关系。2011年，中兴推出Blade880，销量超过千万，但也是这一年，中通出现首次亏损，这一年中兴忽略互联网的商业模式，错失良机，2013年推出Grand S企图进军高端机市场，但惨淡的销量使梦想破灭。2014年中兴推出“星星”系列定位中端，但由于定制机品控问题，中兴巨亏。

中兴在高中低都进行过尝试，但由于各种原因一手好牌打的稀烂

反观之，华为在近几年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
首先，他们被国人称作民族骄傲，树立了民族高端机的口碑，高端机的定位也让华为俘虏了大批消费者的口袋。华为的高端之下又有荣耀的子品牌，让市场覆盖率大大提高。就这一点，恐怕中兴难以追得上。

而且，同为走国际路线的公司，在2014年，两公司国际市场的收入额已相差1384.26亿元。

有数据统计，在科研方面投入的人力来看，华为每年都在稳步增长，这几年是有所下降（数据截止到2016年）。
科技是一个企业的命脉。没有投入想要输出是不可能的。
在市场营销和企业运营两大方面，华为中兴差距颇大，中兴总给人一种不敢放手去干的感觉，而华为总是大刀阔斧。或许与国企背景有关，但双方科研，营销，以及运营上理念有所不同，导致了二者的消彼长状态。况且本身即使竞争关系，互掐了十几年，我们还是希望中兴能够走出困境，重现辉煌。

王安刚毕业时，想在IBM做实习生，当时面试官发现其华人身份后冷嘲热讽：“IBM是美国一流的企业，我们搞的是高科技，我看你还是到汽车修理厂去碰碰运气吧!”

这番话让王安备受侮辱，也驱使其诞生了“必须成立一家自己的电脑公司，制霸美帝”的想法。在获得博士学位后不久，他即发明了“磁芯存储器”并申请了专利，获得了第一桶金。“王安传奇”就此开始。他成立了自己的电脑公司Wang Laboratories。

此后，王安公司的发明创新也从未间断——1950年代的卡片辨认机、自动打字机和无线电打字印刷机，1960年代的对数计算器，1975年的世界上第一台具有编辑、检索功能的文字处理机……

这里必须要提一下文字处理机，它已经初具台式PC的雏形：屏幕能直接显示文字，键盘可以快速修改文稿，这一技术革新彻底解放了千千万万的办公室文员们。

据当时媒体报道，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的IBM掌门人小托马斯·沃森还是从报纸上看到“文字处理机”大红的消息，他大声斥责身边人：“如何会这样！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差点当场气昏过去。

王安公司由此彻底进入全盛时期，当时年收入达30亿美元，员工3万多人。他本人也以20亿美元的身价成为美国富豪N0.5。连比尔·盖茨都承认：“如果王安公司没有陨落，世上可能就没有如今的微软。我可能在某个地方做数学家或律师。”

就在其推出文字处理机的第四年，公司副总裁盖利诺建议其开始研制个人电脑。可惜，那时的王安，思想已渐渐跟不过时代的速度，直接拒绝：“搞个人电脑，闻所未闻的荒唐事！”

而当时的IBM正在卯足劲迎头赶上，不仅在PC上大量投入研发，而且开放相应的技术标准，使各种PC兼容机厂商蓬勃兴起。这些兼容机厂商又与IBM形成一个有力的联合体，不仅刺激自身研发出能与IBM PC兼容的应用软件，还从侧面刺激了IBM的PC销售。

就这样，1980年代才开了个头，人们的兴趣就已完全转移至个人电脑上，文字处理机瞬间成了没人要的老古董。王安不得已开始搞个人电脑，速度很快，几周后就问世了。然而，老王家的个人电脑有一个致命弱点：不能与IBM软件兼容——这是王安故意为之，他坚信，公司向来以个人产品站稳市场。客户一旦购买了你的硬件，就必须购买你的软件，这能为公司带来更多利润。

1984年，IBM的PC机已可以运行100多种软件，王安却不允许任何一种别家软件在他家电脑上动土。而当王安彻底想通，决定生产与IBM相匹配的个人电脑时，后者的PC标准已成为整个行业的标准。

三年间，王安公司财务急剧恶化，亏损额达4.24亿美元，股票下跌了90%。就这样，Wang Laboratories的历史写到1992年，再也没能写下去。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后，王安电脑连同创始人瞬间销声匿迹。

发展是硬道理

1994年，任总专程赴拉斯维加斯参观了国际电脑展。

参观这次展览，我们才体会到什么是技术危机与市场危机。王安公司三年前还年销售35亿美元，现在宣布破产保护。日本三菱这么强大的集团，退出了电脑生产。这种强烈的危机，推动整个世界的前进。华为被历史摆在了一个不进则退的地位，科海无边，回头无岸，错过了发展的机遇，将会全军覆没。

华为要活下去，必须保持合理的成长速度。

没有合理的成长速度就没有足够的利润来支撑企业的发展。

由于信息网络的加速庞大，使得所有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不能紧紧抓住机会窗短短开启的时间，获得规模效益，那么企业的发展会越来越困难。没有全球范围的巨大服务网络，没有推动和支撑这种网络的规模化的管理体系，就不能获得足够利润来支撑它的存在和快速发展。

没有合理的成长速度，就没有足够的能力给员工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从而吸引更多企业所需的优秀人才。

我们通过保持增长速度，给员工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公司利润的增长，给员工提供了合理的报酬，这就吸引了众多的优秀人才加盟到我们公司来，然后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只有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才能永葆活力。

【温故·华为】李健的故事

李健（现片联副总）研究生一毕业就到了华为，他在尼日利亚做产品经理时，费尽周折，终于被允许可以和客户方的总裁见一面，结果在总裁的门外等了三个多小时，最后在总裁上厕所时将对方堵在厕所门口，获得了一次会面机会……就这样，40摄氏度左右的天气，李健一个人拎着电脑和投影仪，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从早到晚地拜见客户。三个月下来，签了3000多万美元的合同，一年后签了接近2亿美元的合同，第三年达到4亿多美元。连续4年，尼日利亚代表处的销售业绩一直排名全球第一，被称作华为的“上甘岭”，李健在短时间内被连续破格提拔了三级，从一个最底层的产品经理火箭般上升为西非地区部副总裁、总裁，管理将近2000多人。

不为短期利益所动，紧紧围绕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发展

大家知道，深圳经历了两个泡沫经济时代，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股票。而华为公司在这两个领域中一点都没有卷进去，倒不是什么出污泥而不染，而是我们始终认认真真地搞技术。房地产和股票起来的时候，我们也有机会，但我们认为未来的世界是知识的世界，不可能是这种泡沫的世界，所以我们不为所动。

公司不为短期的利益所动，紧紧围绕着企业核心竞争力进行经营管理，一些不利于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事华为坚决不做，在一些企业核心竞争力不相关的利益前，华为是经得住诱惑的。

【温故·华为】为了一个小灵通，一个TD，我痛苦了10年

作为固定电话的一种延伸，小灵通可以同时提供固定和移动通信两种服务，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但小灵通本质上是一种落后的通信技术，国际通信巨头包括华为集体不看好它的前景。而UT斯达康乘机买断了日本已被淘汰的小灵通技术，在中国电信没有移动运营牌照的背景下，赢得了几乎完全不可能的一场成功的博弈。

2003年UT斯达康一度在重点市场占据70%以上的份额。2004年，UT斯达康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入选《财富》全球1000强企业，连续17个月，UT斯达康的业绩都超过华尔街预期，一时风光无限，销售额增长超百倍。

但是，在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基础上，华为领导层坚持“代表着市场的真理”的“客户需求导向”，放弃了小灵通方面的投入，这在公司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要知道，只要投入2000万资金，30名左右的技术骨干，最多半年时间就可以研发出产品，为公司形成上百亿的收入……但华为高层顶住内外压力，坚持聚焦投入WCDMA的研发……眼睁睁看着UT斯达康和国内其他公司快速崛起，华为又在2002年首次出现负增长，“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的质疑声在部分员工中不断扩散，但任正非的态度异常坚定：华为不会放弃任何的商业机会，但我们是一家有理想的公司。

“我当年精神抑郁，就是为了一个小灵通，为了一个TD，我痛苦了8-10年。我并不怕来自外部的压力，而是怕来自内部的压力。我不让做，会不会使公司就走向错误，崩溃了？做了，是否会损失我争夺战略高地的资源。内心是恐惧的。TD市场刚来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投入，所以没有机会，第一轮招标我们就输了。第二轮我们投入了，翻上来了；第三轮开始我们就逐步领先了，我们这叫后发制人战略。但那8年是如何过来的呀？要我担负华为垮了的责任，我觉得压力很大呀，这么多人的饭碗要敲掉了。因为不知道，所以很害怕，才很抑郁。”（来源：一杯咖啡吸收宇宙的能量-------任总与上研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2007年6月1日，吴鹰从UT斯达康离职，标志着这家公司快速地沉陷……

从以规模为中心，转向有效益的增长

追求一定利润率水平上的成长

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

事实上我们公司也存在泡沫化，如果当年我们去跟随泡沫当时就会死掉，跟随了泡沫未来可能会死掉。我们消灭泡沫化的措施是什么？就是提高人均效益。……我认为冬天对我们来说不一定是坏事，因为我们没有走到恶性化的边缘。正好，这是我们冷静下来，好好调整我们的队伍，调整我们的结构，抓住这个提高人均效益的好机会，确保冬天过去，春天到来时，我们的组织结构和战略队形保持不乱。（来源：《认识驾驭客观规律，发挥核心团队的作用，不断提高人均效益，共同努力度过困难》，2002）

2008年，雷曼兄弟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引发了全球金融海啸，继而波及IT业，全球科技业裁员人数超过16万人。

我们公司在前面20年是以规模为中心，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市场潜在空间很大，利润还比较丰厚，只要抢到规模就一定会有利润。但是现在我们正在发生改变。我们强调每个代表处，每个地区部，每条产品线，都必须以正的现金流、正的利润和正的人的效益增长为中心做进进一步考核，我想三年内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如果继续以规模为中心，公司会陷入疯狂。以利润为中心一定是我们最后的目标。（来源：任正非与PMS高端项目经理的座谈纪要，2009）

2017年6月，任总连续4天出访曼谷、德国、波兰和俄罗斯4个国家，讲话中多次强调“有利润的增长和有现金流的利润”：

变革要对准多产粮食，最终要能看见数据指标结果的改善和提升。形式的美好与结果的好要结合起来，以结果为目标。

强调“有利润的增长和有现金流的利润”，一定要盈利。条件不行，泛网络的销售规模可以降下来，合同质量不好的就不要签了，收入下降就要减低费用。近一、两年企业业务、终端还会增长，所以公司收入规模总额还会有增长，确保活下来，不要着急。

在全球经济不好的前夜，运营商日子不太好过的情况下，不能逼着增长，否则会被逼死，要保证盈利，渡过难关，以后就可以捡贝壳。不要着急着撑大规模，否则太虚会被风吹走，要用“健康的方式”渡过这场灾难。（来源：任总与德国代表处交流纪要,2017）
上面是文章是来自华为心声社区，中兴曾因为一度的小联通业务而超过华为，再加上很多政策支持，现在中兴的bc业务不行说实话我是觉得还没有放下国企的架子，据说再加上内耗比较严重什么的...

中兴和华为被称为“中华有为”，目前中兴濒临倒闭，而华为营业额超过6000亿元，中兴的短视和战略失误害了中兴，侯为贵没有培养好接班人也是问题。

对于中兴为什么没落，副总裁的曾学忠表示：“理由可以找很多，但是，一句话就是，我们做得不够好。” 中兴哪里做的不好？
一、战略失误，没有抓住智能机升级的风口

中兴在功能机时代，被称为中华酷联四大品牌之一，但是中兴并没有在智能机时代跟上，没有像华为一样抓住安卓的风口，所以中兴还是依赖功能机，导致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红利被华为，小米这样的公司获得了。

二、没有建立新的渠道，导致产品销售上不去

中兴在功能机时代依赖于联通，移动等运营商，自己品牌和渠道建立并不完善，所以当智能机时代来临，中兴品牌老化了，渠道也没跟上，品牌迅速的没落，跟不上时代发展。
三、产品跟不上，性价比不够

中兴依赖于运营商，产品不强调功能性，移动联通会帮他卖，但是智能机时代，性价比是一个方面，但是中兴的操作系统很烂，所以用户会觉得手机不好用，而且宣传过于夸张，最终被用户抛弃了。

四、侯为贵接班人没有培养起来，人员离职频繁

中兴高层变动太频繁了，副总裁曾学忠、董事史立荣都离职了，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中兴通讯的高层就经历了五次大变动，其中董事长一职更是三次变更。
而侯为贵并没有培养起自己的接班人，令人扼腕。
你认为中兴还能再度发展起来吗？

中兴从7年前，也就是2010左右，就开始遭遇千亿天花板，7/8年下来，始终无法跨越，利润不如华为一个零头，不到华为的十分之一，营收规模不到华为的五分之一「03年时，中兴规模可是华为的78%」。一家大型企业出了问题，止步不前，从不同角度看都会是问题，但是最关键的问题是中兴的高层普遍缺乏战略能力，包括奠基人侯为贵本人，高层普遍没有企业灵魂，不知道这家企业到底为何存在，战略摇摆和盲动比比皆是，再加上分配制度的不公和内部合理腐败「上千家内部人掌控的第三方公司从上市公司母公司身上吸血而不是造血」让这家公司上下凝聚力极差，执行力极差。不看好这家公司，侯为贵本人的性格不是一个做大型企业和产业贡献的性格，造就了这家公司发展的基因缺陷。天生不足，现在这个半死不活的样子，也没有什么好意外的。中兴如不发生自上而下灵魂深处的革命，这家企业，必将灭亡。可是，侯为贵已经没有时间了，哪怕他有这个胆略，何况只是假设的哪怕而已，一切都晚了。

这个问题我在20年前就已经下了结论，中兴一定干不过华为。
2000年在科技园一家公司上班，做软件开发，中兴南山科技园的大厦刚好也建成，在大楼旁边公开招聘，随便去问了问，结果工作三年的来应聘，他们只要五所关系院校毕业的学生。超过三年工作经验的就不做限制。当时因为专业对口，毕业后从事的工作也对口，他们就特招了我，经过层层五次面试，终于过关，但是因为人力资源部要验学历证明，结果一个月后通知我去报到时，原来招聘我的部门经理很惊讶的说，我记得你啊，这么长的时间，我还以为你不来了，非常抱歉我们正好又招了其他的毕业生。。。这就是当年的中兴。
后来机缘巧合，我们公司老总的秘书内推我去华为，首先是一个大概十几分钟的电话面试（简洁明了的几个问题），然后通知去人力资源部面试（很简单的就过了），最后去所属研发部门面试（当时也是简单的聊了一下工作经历，然后要求我在现场实际操练写段代码，很惭愧，一是心理素质太差，二是那时技术水平的确一般，做了一半找个借口我就跑了）。
这就是华为和中兴的差距，一个教条死板效率低下，一个简洁明了做事为主，成败就此立现。

最近几年，中兴一直在走下滑路。
裁员、员工跳楼、被美国罚款8.9亿美元、被美国制裁......中兴这个庞大的通讯帝国，正在遭遇最暗时刻。
除了美国的打压外，原因有两个，一是整个通讯行业的不景气，二是中兴内部管理或许出了问题。

中兴手机就是垃圾手机，我2011年买过一次中兴手机，刚买的就接不着电话，最后给他们说了，让间测，最后折腾了两个月也没有解决问题，我自认倒霉，五百多块钱白扔了，我那时起再不会买中兴手机了，就是骗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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