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和明朝似乎都出现了「重文轻武」的现象，二者有何异同 ..._ZNDS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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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继续一下已有的讨论。
简单说，用“重文轻武”来归纳宋、明问题很大（代表性研究有陈峰、陈宝良等）。一定要说的话，无论政治或是军事，明朝当然从宋朝吸取了许多经验教训（详下）。只是讨论“文”“武”几乎涉及到政治、社会与文化的方方面面，要展开的话十分困难。又因为我们的历史研究，常常以断代史为出发点，宋、明史学者关注的重点不同，讨论问题的方式其实也不大一样。因此总体上我觉得宋明的比较研究很薄弱。
这里我想从一台明代的个案入手，即雍泰“凌虐将官”事，体会一下1500年左右的情况。然后再系联一些宋、明类似的政治事件，希望可以从细节处感受一下宋明的异同。粗疏之处，还请大家多多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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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9年，明九边之一的宣府迎来了一位新的巡抚。

刘景纯《明代九边史地研究》

雍泰，1469年进士，此前历任吴县知县、两淮巡盐御史、南阳知府、大同兵备副使、山西按察使、浙江右布政使。这人所到之处，喜欢“搏击豪强”（《明史·本传》）。这一次，他回到宣府大同第一线，立马就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一是扶助贫困的普通军户，帮他们解决日常生计问题。二是整治当地不作为的将领，尤其是打击军队经商（《实录》、《雍泰墓志》）。
此时，到了1500年，蒙古大举进犯大同，朝廷出动大军抵御。在这样的时候，雍泰竟然不断弹劾将官，这就引起了中枢的注意。朝廷就派了巡按监察御史韩春去了解情况。
钦差来了，有人觉得自个的机会来了。刺头至少有两个，一台是参将王杰，他说雍泰冤枉自个有经济问题，其实他自个才有问题。另一台是参将李稽，他说雍泰杖打自个，这叫“凌虐将官”（《实录》）。宣府镇分守参将一共七人，其中两个都说巡抚霸凌武将；再加上雍泰之前在山西就有用刑过渡、殴人致死的前科（事见王恕《议按察使雍泰犯罪乞从轻宥免状》），朝廷自然重视起来。于是孝宗派出更高规格的调查团，由给事中徐仁、锦衣卫千户李瓒领衔，来宣府了解情况。王杰、李稽一看，搞事情有戏唱，就来劲了。王杰带头，继续向中央调查团控诉雍泰两方面的罪行。一是无故逮捕“参将守备以下官八十六人，打死“无辜十三人”。二是纵容他的女婿田聪，在宣府作威作福，到处收受贿赂。与此同时，还派人到北京上访，击登闻鼓，直接向朝廷表达自个的冤情。
这样一闹，到了1501年六月前后，朝廷觉得雍泰已经不适合继续巡抚宣府了，索性令他致仕，提前退休。至少又过了两个月，到了当年闰七月，朝廷出了终审判决：

王杰贪赃枉法属实，还污蔑朝廷巡抚，本来罪当徒，就是强制劳役；不过他反正是个武将，就继续留在边塞，“立功五年”自赎。
李稽本来有罪，妄奏巡抚，另行发落。
雍泰凌虐李稽属实，虽然不是出于个人恩怨，也属于用刑过渡。此外，雍泰纵容女婿收受贿赂、作威作福一事属实。因为其女婿曾受蔚州指挥何英贿赂；途径保安怀来城时，当地指挥王忠又用鼓吹送迎——蔚州驻军、怀来城都受雍泰节制，详见下图。
最终，雍泰革职为民；田聪、何英、王忠等另行发落。

这一判决，宣府武将取得了全面胜利。
王杰本来有罪，目前落职留用，损失不大。关键是他可以继续留在自个关系深厚的宣府。李稽或是参将，继续统帅宣府精锐。但是，雍泰受到了革职为民的严厉处罚。同时，奉承雍泰的基层将领也一并受到牵连。

谭其骧地图中的宣府，及完全都司的机构设置；红线标出了涉事何英、王忠的位置。

2
上述雍泰“屡抑武臣”一事，散见于《实录》、《雍泰墓志》，与嘉靖以来的各种笔记杂史。只是其中第一手的奏议已经难以找到。
追索这一事件过程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大概是其中武将对于政治规则的运用。比如王杰。整个过程中，他的重点不是为自个的罪行辩解。相反，他先是利用雍泰前科，夸大他逮捕、打死的将官人数，以此来引起高层重视。在这基础上，他重点攻击雍泰女婿收受贿赂、作威作福一事。本来，巡抚的女婿经过自个丈人的辖区，当地指挥官有所礼遇也属正常，此事当然属实。王杰抓住对方软肋，通过调查组、登闻鼓两个途径上诉，果然搞出了大新闻。再如李稽，据《雍泰墓志》：

参将李杰不法，部下状公，公将参奏，李跪堂前，跪乞受责，以图自新，公遽信曰：此亦军法也。令缚下大杖击之，三军股慄。初，李之屈也，策公必原，既乃譛公于时相暨科道，时相有戚党，科道有稔习。公遂以擅打将官劾罢。（呂柟《涇野先生文集》）

墓志中已将李稽误为李杰（显然混淆了王杰、李稽），更多的反映出雍泰及其家人的立场。即使如此，从中我们或是可以看出李稽的策略。他非常清楚，即使自个犯了事，巡抚并只能参奏。一来一去，徒生事端。所以自个向巡抚认错，“以图自新”，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他觉得这一套一定行得通，这正是边镇的常态。不想雍泰不按常理出牌，直接下令以大杖击之。
李稽被打后，立刻抓住了法律的武器。《大明律·卷之一·名例》：

凡军官犯罪，从本管衙门开具事由，申呈五军都督府，奏闻请旨取问。

成于成化年间的《刑台法律》解释说：

军官犯罪应奏闻请旨提问。其犯该杖罪以上，应论功定议，当该官吏不请旨、不上议者，绞。系杂犯，准徒五年，赎罪还职。

这是说，即使军官犯罪，上奏是必须要走的程序。如果涉及杖刑以上的处罚，还要应功定议。雍泰违反了这一程序，罪当绞。李稽牢牢抓住了这一点，先令雍泰致仕退休，继而又让朝廷追加处罚，革职为民。虽然不少人为雍泰说情，但是事关朝廷治理武官的根本大法，操作起来很困难。
这个过程中，反倒是雍泰的自辩颇不得要领。明代官员犯罪，区分公罪与私罪，朝廷认定他“虽不以私而用刑非制”，就是以公罪论处。雍泰知道朝廷不承认他的所谓“军法”，他就从“公罪”入手，主张自个既然是“公罪，那么“律应免问”（《实录》）。这是乱讲。根据《大明律》，因公而犯错的官员，如果于事发前自个承认错误，才有可能免罪。雍泰事属于他人揭发，无论如何不符合免责的条件。
某种意义上，参将王杰、李稽对于明律的驾驭水平，超过了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雍泰。
王杰、李稽等的活跃，难免让人觉得他们朝中有人。《雍泰墓志》中说李稽在朝中有“戚党”，这首先是维护雍泰的说法；《墓志》继而说，“科道有稔习”，说明这事朝廷其实按照规矩办了，只是没有特别开恩。到了晚明，如张铨叙《国史纪闻》、朱国桢《皇明大政记》等笔记，基于墓志进行了过渡解读，认为李杰（实为李稽）是李东阳的侄子，因此受到朝廷的袒护。这其实是以讹传讹的结果——李东阳的子、侄属“兆”字辈。至于李稽如何在宣府、北京之间打通关系，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3
雍泰“屡抑武臣”一事，反映了许多明代政治文化的侧面。
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擅挞品官”一条罗列了此事，指出明朝在制度上虽然禁止官员擅自杖打品官，但实际操作中或是屡禁不止。赵翼还提到了另一台重要个案，《明史·陈于廷传》：

两浙巡盐御史祝徽、广西巡按御史毕佐周并擅挞指挥，非故事。事闻，帝方念疆埸多故，欲倚武臣，旨下参覈。于廷等言：「军官起世冑，率不循法度，概列弹章，将不胜扰，故小过薄责以惩。凡御史在外者尽然，不自二臣始。」帝以指挥秩崇，非御史得杖，令会兵部稽典制以闻。典制实无杖指挥事，乃引巡抚勅书提问四品武职语以对。帝以比拟不伦，责令再核。于廷等终右御史，所援引悉不当帝意。疏三上三却，竟削籍归。

这里，崇祯重申了国家的基本制度：我皇帝可以打你们御史，但你们御史不能打我的军官。
陈于廷指出了问题的关键：御史不能直接惩罚军官，只能上章论奏；论奏一多，朝廷也管不过来，甚至还觉得你们“屡抑武臣”；这样，地方上的问题就处理不了。所以他试图炮制先例，说巡抚可以直接处理军官。但兵部一査，这样的事情没有过——雍泰杖打参将，以有罪论处，当然不能作为成例。所以陈于廷只能强行援引：说巡抚可以审问四品武官，这显然不是一回事。
从雍泰到陈于廷，明代文武之间可见一斑。
4
文臣擅自杖打武将，最后自个被革职，这在宋代是不可想象的。这可以是我们比较宋、明的一台切入点。
首先宋代无论对于文臣武将，总体上量刑很轻。
其次，从司法程序上讲，宋明的基本精神相仿：如果军官有罪，长官不能直接施以杖刑。在宋代，本州、甚至路分长官也要向大理寺、御史台、枢密院上报（当然，像张浚处置曲端等事，本身有许多特殊性）。值得注意的是，有宋一代，在整个信息沟通的过程，文臣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点在程序设计上就已经有所体现，如991年通过以下办法：

勘鞫公事，欲乞今后命官、将校等合该杖罪，则牒送本州仍旧勾当，候敕命指挥……（《宋会要辑稿》刑法三）

由于文臣垄断了奏与讼这两个环节，武将很多时候通过文臣，来伸张自个的主张。如庆历争水洛城，武将刘沪与著作郎董士廉筑城，背后有郑戬支持。最后以欧阳修等为首，支持筑城；尹洙为首反对筑城。
其实，晚唐到庆历，所谓文武的消长，其实是一台沟通与决策的问题。中唐体制下，藩帅进行决策，词臣负责撰写表、状、书、檄等沟通文书。进入晚唐五代，朝廷式微；词臣通过朝廷晋升藩帅越来越困难了。为了更好的为出自行伍的藩帅服务，一些词臣点亮了射箭、披甲上阵的新技能，我们熟悉的陈尧咨也属于这种情况。无论是南唐或是北宋，军事体制改革的基本精神是一样的：最终决策权归中央，负责沟通的词臣、中间人就变得无比重要了。又因为沟通有时效的问题，居中沟通的官员其实获得了极大的决策权——表面上看，就是内诸司使与文臣的作用上升。总之，庆历以来，进士出身的士大夫在信息沟通过程中占据了枢纽的地位。这是晚唐以来特定历史条件下偶然的产物。
到了明代，明代沟通渠道进一步多元化，将从中御的体制进一步发展。具体而言，勋臣、将校、文臣、宦官，互相牵制，互相合作。比如1500年雍泰在宣府，文臣许进、太监金辅、平江伯陈锐三人就在大同指挥军队。即使同是进士出身的文臣，总督、巡抚地方的大员，与代表中央的特派官员，立场也不完全相同。在互相制衡的基本格局下，朝廷自然要防止文臣霸凌武将。反过来，明代巡抚、御史上奏朝廷以后，也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或者文案大量堆积，或者武臣等通过其他渠道申诉，事态进一步复杂化——这就是陈于廷指出的问题。或者让参将就地认错，姑息了之——而这就是李稽的如意算盘。
擅打品官的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不仅仅是因为赵翼说的，人有了权势就会使用暴力，更是因为通过司法渠道惩治官员犯罪，流程过于复杂。这就像今天的美国，要叛一台人死刑很难，就地击毙反而是惩治犯罪的有效途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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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一些宋明间的明显差异，则是雍泰案中不能直接体现的。
一是宋代大多数时候处于盟约时期，边防压力表面上是比较小的。北宋拓边西北过程中，进一步摸索文臣直接指挥军队的模式，一台大背景是对方战斗力比较弱，且腹地高枕无忧。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试错的成本（暂时）比较低。明朝显然知道这样的盟约和平不可靠。由于北方环境本来就险恶，所以北方边陲长期处于拉锯战中。近来的一些考古研究，深入考察了长期战争环境如何重构了长城沿线的聚落，尤其精彩。
二是@宁南左侯、@红茶魔术猫等已经讨论的，明代文人深入参与到边防与军事活动的方方面面，相比宋代有很大的发展。因为边防压力、制度设计等许多原因，明代许多进士出身的人物表现出了很高的军事素养——如能够骑射、熟悉边情、了解军队日常运作等。
更进一步说，由南宋降及明清，社会本身有很大的变化。例如，“士人”的基数不断扩大，参加科举的人数不断增多。根据何忠礼等学者的估计，晚宋参加科举的人数超过40万人，准备考试的人可能将近百万。根据艾尔曼的估计，到了1700年，人口1.5亿人，生员有50万，即每300人中有一台生员。科举人口的扩大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长期来看录取的人数必然要适当增加，但实际官阙岗位增加空间较小。这样一来，具体官阙的竞争更加激烈，投身相对冷门的边防事业不失为一种职业选择。引导文臣参赞地方军务，提供兵备道等升迁途径，其实也是把多余的人才输送到需要人的地方去。这个制度在有明一代不断完善（参见《吏部职掌·生员获功》）。就像今天大学生太多了，就引导大家去西部担任基层干部之类的。
其次，由宋至于明清，伴随科举社会发展，识字率也持上升趋势。从晚宋开始，我们就可以注意到，许多地方豪强渐渐有了一些文化。这个过程明清继续展开。以伊维德比较保守的估计，晚清民初“中国受过教育的男性人口总数比例可能在35％上下”，而 “从教育中获益良多、堪称识字的男性，可能只占其中的三分之二，约占男性总人口的20％—25％”。这也就是说，尤其到了明中后期，各行各业的男性，不少可以通过文字获取知识，即使自个不认字，身边也总有识字读书的人——那胡屠户的女婿就是一台举人。再加上戏曲等其他渠道，武人在内的普通人也更加熟悉诉讼流程与斗争策略。比如江西，如果我们以唐宋为中心，就会发现进士不断增多，文化不断繁荣；如果关注宋明变革，尤其晚宋至于明清，就会注意到这里的人“好讼”，特别能搞事情。一方面当然是史料变多了，我们对基层社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另一方面，不认字、不懂法的人，目前也会拿起诉讼武器了。
这些其中的现象，并不是简单的“文人习武”或者“武人学文”；个中社会变迁，虽然说关乎文武，但很难用“文”“武”这样的概念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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