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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北京
“伍重的建筑在飞舞翱翔的屋顶与紧紧拥抱大地的台基之间形成一种张力,正是这种张力限定了建筑空间。台基边缘和屋顶底部标志着建筑向景观的过渡。在伍重的草图中,垂直结构被省略了,它唤起的是一种超越的升华感和宇宙意识。”
菲利普·德鲁在《第三代现代主义建筑师》中这样评价道。伍重因悉尼歌剧院一举成名,成就辉煌与传奇。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和神秘的东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作品中的东方精神,若隐若现,从未走远。(正文共:3828字17图,预估阅读时间:10分钟)
01 关于伍重
2003年普利兹克奖得主建筑师约翰·伍重(Jorn Utzon,1918.4.9-2008.11.29)是一位略有些名不见经传的丹麦建筑师,善于设计跨文化建筑。他乐于挖掘中国、日本、伊斯兰等各地的历史文脉,把传统与现代结合,成为将过去的世纪和永恒不朽的建筑物塑造在一起的少数几个现代主义者之一,被后人评价为世界十大建筑鬼才之一。
(图片来源: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4c169e86010007pq.html)
自然生长、基座、屋顶,都是几乎贯穿伍重设计始终的核心思想,启发伍重的灵感来源于人类历史许多文化的精髓。
弗兰姆普顿认为跨文化意向是伍重建筑的显著特点,认为他是在超越欧洲中知主义的过程中寻求设计的灵感。而这其中,东方建筑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建筑与艺术,更是对伍重的建筑创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伍重和中国的渊源从建筑艺术到人生哲学都有着深厚的联系。
伍重曾绘制的一系列草图:海上的浮云、中国建筑的屋盖与基座、日本建筑的屋盖与架空平台、具有屋盖与平台二元形式的建筑外景及室内(图片来源:https://m.douban.com/note/651056210/?type=collect)
02 伍重与中国的渊源
2.1 学生时代
早在学生时代,伍重就对中国建筑历史与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这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他就读的丹麦皇家美术学院建筑系的两位著名的建筑学老师拉斯姆森和费斯克,伍重从这两位老师那里了解了许多关于中国建筑的知识,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伍重的建筑观念。
1938年,也就是伍重学业的最后一年, 他第一次接触到了《营造法式》,怀着好奇研究书中的图样,注视着中国建筑的抬梁屋架而百思不得其解,此书激起了他对中国古建筑的兴趣,也让他开始踏上追寻中国建筑的人生旅程。
(图片来源:《营造法式》)
2.2 二战前后
1942年, 伍重从丹麦皇家美术学院毕业的时候,恰逢德国占领丹麦,伍重于是前往瑞典, 在那里加入了抵抗运动。在此期间与瑞典著名的汉学家喜仁龙的相遇对他的建筑理念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喜仁龙是当时欧洲研究中国建筑与艺术史水平最高的一位学者, 他的一些观点直接影响到了伍重的建筑观念。
喜仁龙曾这样描述中国传统建筑:“(中国建筑)木柱从台基上升起, 经常达到可观的高度, 就像是在土堆和岩石上长满了高高的树林。曲线形的屋顶犹如飘动的柳杉树枝, 它们之间若有墙体的话, 常常由于巨大的出檐而导致的光影以及开敞的廊道、花格窗、栏杆等的作用而几乎消失。”
喜仁龙对中国传统建筑的这种精要的概括和理解, 在伍重后来著名的“基座与重檐”的概念草图中得到了反映,成为其建筑理念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著名的悉尼歌剧院。
喜仁龙拍的北京万寿山佛香阁(图片来源:https://3g.163.com/dy/article/F4MVC45305346961.html?spss=adap_pc)
同时喜仁龙对中国传统民居的一些观点也对伍重产生了影响, 他认为中国民居合院具有强烈的内外空间关系, 并可随着条件的改变而进行增减。这种对于中国民居合院空间的理解对伍重后来的“单元复加原则”产生了影响。
伍重曾在丹麦《建筑》杂志上谈到单元复加原则:“以单元复加原则为基础, 人们不仅可以满足设计和规划方面的要求, 而且也可以满足扩建和调整的要求。原因就在于建筑的特点来自组合构件的总和, 而非构图或者立面造型。”这种所谓的单元复加原则与中国传统建筑中通过数量有限的组合单元造就建筑形式的方法是相一致的。
这一原则充分体现在他1966年设计的丹麦法鲁姆市政中心的方案、1967年设计的奥登塞规划方案以及金各小区和弗莱登斯堡住宅的设计中,在这两个居住区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中国皖南民居的建筑意向。
弗莱登斯堡住宅(图片来源:https://www.facebook.com/departamentoarquitectura/photos/j%C3%B8rn-utzonfredensborg-courtyard-houses-denmark-1959-1963/650076538385048/)
2.3 中国之行
1959年, 伍重终于来到了中国, 并在和梁思成先生在北京会面,向他请教了有关《营造法式》的一些问题。肯尼思· 弗兰姆普顿在他的《建构文化研究》中这样谈道:“… …吸引伍重的是, 该体系的屋架并不像西方建筑那样呈三角形连接,而是完全由横梁叠加而成。在这种叠加结构中, 横梁与具有悬挑作用的斗拱相结合, 形成灵活多变的表形式。中国建筑的屋面曲线正是借助于这种叠加方式才得以实现的……”
伍重在这个时候进行他的远东之行, 不禁使人想到《营造法式》对悉尼歌剧院的设计所产生的影响。
(图片来源:《建构文化研究》书籍封面)
03 伍重的作品
3.1 悉尼歌剧院
1956年悉尼歌剧院方案的中标, 让当时38岁的伍重一举成名。悉尼歌剧院不光在建筑造型上完美的体现了伍重一贯的“基座与重檐”的概念,在歌剧院壳体结构的最终设计上, 也很能受到《营造法式》的影响。伍重在悉尼歌剧院设计竞赛胜出之后, 曾在他的悉尼事务所里存放了一本《营造法式》, 以便在悉尼歌剧院的深化设计中随时翻阅。
很多人认为,伍重在将歌剧院初步方案中的壳体屋面设计成预制穹券的决定性设计中, 《营造法式》中的预制木构建造体系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
重檐台基草图(图片来源:http://www.archcollege.com/mobile.php?m=Index&a=details&id=41102&app=)
悉尼歌剧院(图片来源:https://m.baidu.com/sf/vsearch?pd=image)
3.2 科威特国民议会大厦
科威特国民议会大厦建于1982年,最突出的特点是屹立的公共柱廊,薄薄的窗间壁,在开放的广场上撑起一个优雅的,悬吊的混凝土屋顶。它优美的曲线,由一系列铺在钢索上的半圆形壳组成,以自然悬链的形式,从顶柱直到后面建筑物的高度。伍重声称,屋顶的布状感觉参考了阿拉伯贝都因人的标志性的帐篷。
该建筑矗立在科威特湾的前面,既吸引眼球,又具前瞻性,把它的高瞻远瞩投向大海和更远的地方。
科威特国民议会大厦(图片来源:https://www.awehome.com/life/?p=721)
3.3 巴格斯韦德教堂
1977年建成的巴格斯韦德教堂, 是伍重建筑生涯的重要里程碑。
建筑在整体布局上中轴对称, 并沿纵向布置多重院落空间,与中国传统寺庙建筑的布局十分相似。在该建筑阶梯状的外立面上, 可以明显看到中国传统江南民居封火墙的影子, 而面向庭院的木格栅则源自于中国汉唐时期的直棂窗。
巴格斯韦德教堂(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中殿既在纵向剖面上采用了多重壳拱, 体现了重檐的特点, 同时又在平面布局上采用了横向平面的布置方式, 中殿的屋架梁、屋面和多重拱壳都是横向的,这与中国传统建筑横向的厅堂平面相一致,该建筑从整体的格局到建筑的细部都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影响。
巴格斯韦德教堂平面(图片来源:Pinterest)
3.4 伍重自宅,斐利兹小屋
1994年设计建成的自宅是一连串的亭阁,用墙联系起来,也再次体现了“基座和重檐”的概念。
斐利兹小屋(图片来源:https://images.lib.ncsu.edu/luna/servlet/view/all/who/Utzon,%20Jorn/when/Scandinavian?res=2&os=150)
伍重的最基本的两个建筑概念“基座与重檐”和单元复加原则的形成,直接受到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历史的影响,但这种转译是经过长期沉淀后的精神归纳,而非对单一传统建筑类型的解构转译,因此形式上并没有一个确定的严谨的“原型”。
近代许多西方建筑师都对东方文化充满好奇并积极探索,而中国传统建筑(包括园林)对西方近现代建筑理论发展也有着重要作用。从历史中寻找当下与未来问题的解决方法,大概就是对于中国传统建筑积极探索意义所在。
REFERENCE
《第三代现代主义建筑师》
《营造法式》
彭怒, 吴非, & 谭皓元. (2008). “跨文化形式” 的反思与批判——解析伍重的巴格斯韦德教堂及弗兰姆普顿的案例研究. 建筑学报, (5), 62-68.
Frampton, K. (1966). Jørn Utzon: transcultural form and the tectonic metaphor. Studies in Tectonic Culture, 247-98.
喜仁龙. (2017). 北京的城墙和城门. Xue yuan chu ban she.
王骏阳.(译)(2011).《建构文化研究》(原作者:Kenneth Frampton).时代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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