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耕地面积,在明朝初期洪武年间就测量过,到了万历初年,张居正为推行一条鞭法,又一次声势浩大的展开了大规模的测量,应该说其数据是相当可靠的。
根据明神宗实录的数据,万历三十年,明代耕地面积为12254291顷,也即12亿2542万多亩的耕地。
张显清在《明代后期粮食生产力的提高》一文中说
“至万历三十年,共有官民田土11618948顷余,屯田籽粒地635343顷余,两项合计12254291顷余⒂。这是有明一代耕地面积的最高额,比明初翻了两番,是宋代最高田额的2.33倍”
这耕地面积名义上是包括民田官田以及卫所田地的编制在内。到了明代晚期,卫所制度废弛,绝大部分官田和卫所田地都已经转化为民田了,只是空存其名而已。
张显清在在《明代后期粮食生产力的提高》一文中说:
“余也非提出,北方折合今制,每市亩平均产麦,两宋为0.694市石,明清为1.302市石(195.3);南方每市亩平均产稻米,两宋为1.387市石,明清为2.604市石(390.6斤)。吴慧提出,北宋全国南北平均每市亩产原粮325.8市斤,明代中后期全国南北平均每市亩产原粮346市斤[83]。唐启宇提出,明代较宋代亩产提高50%[84]。曹贯一提出,明后期,折今制,常年稻谷亩产488市斤,旱地麦粟亩产157.3市斤;宋代,折今制,稻谷亩产286市斤,麦粟亩产100市斤[85]。明较宋,稻谷亩产提高70%,麦粟提高57%。姜守鹏提出,宋代亩产量约为165斤,明代为245斤,增长48.5%[86]。李伯重提出,明末江南水稻亩产量约为1.7石(米),南宋江南平均亩产量应仅为1石左右(米)
“农史专家据《沈氏农书》等农书提供的资料估算,明末浙西太湖地区水稻栽插密度甚至超过‘解放以前和解放初期’。北方北直灵寿县试验的‘亲田法’,高度密植种粟,其密度也高出目前的水平”
即以施肥技术而论,现代农业自然是使用化肥,但我国明代先人,则利用各种绿色环保,生态循环的手段。除了人畜粪肥、绿肥、浸渍废物、河泥积尘等传统肥料,各类农业加工副产品如酒糟、糖渣、豆渣、油渣等制成的优质肥料在江南被广泛使用。豆饼、棉饼等的使用都始于明代。另外硫磺、砒霜、黑矾、卤水、螺蚬壳灰、蚌蛤蚝灰等无机肥料也在明代后期被使用。徐光启还发明创制了无机、有机肥混合成的高效“粪丹”,其效力一斗可相当于大粪十石。宋应星、徐光启介绍的骨灰蘸秧根,即磷肥在酸性土壤中的施用,也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其他如耕田工具的技术革新,水利灌溉工具的进步革新,选育良种技术的进步等等数不胜数。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明代中后期,早熟稻种植才真正开始在中国深入推广,这被称为一次农业革命,张显清介绍一些学者的观点认为这是世界范围内最惊人的变革之一。早熟稻最早是北宋真宗时期由占城传入福建,但还未广泛栽种。到了明代中后期,才在南方普遍种植,尤其是促成湖广地区转变成为最重要的粮食输出地区,形成“湖广熟,天下足”的格局。而稻米也成为明代人的主要食粮,按宋应星的估计,占据了70%的份额。
基础上,明代中国的粮食亩产量达到了一台什么样的水平呢?
在明代南方,一年二熟已经是最普遍的情况(不是的倒很少见),甚至有些地方是一年三熟。
张显清提供曹贯一的数据“明后期,折今亩制,常年稻谷亩产488市斤
曹贯一对稻谷亩产的估计情况比较符合明代的实际。如张显清提供的明代史料记载松江府每亩高者产稻米三石,低者一石五,按1:2的比例,合原粮稻谷为六石到三石,平均在四点五石;嘉兴府丰年每亩稻米加上同亩产的春花小麦四石五,平常是每亩合计三石,相当于原粮六石到九石;湖广地区中等田地米两石,合原粮四石;广东地区中等田亩稻谷原粮七石,好的可以到十石,低等的也能到五石。
以上提到一般平均水平都是稻谷原粮在四石(合稻米两石)以上,高的如广东可以到十石。事实上明人为了少交税,或者防止朝廷多征税,往往在各种记述中刻意压低本地的粮食产量,因此以上记述本身就是只会低估不会高估的。
综合各种因素,把更普遍的明代晚期南方地区正常年份平均定在每亩4石原粮是合理的,每石按130市斤算,则每亩的原粮产出也就是520市斤(合成品粮为260市斤)。目前再保守一点,再压低一点,则就可以按曹贯一的488市斤计算。
综合各种因素,把更普遍的明代晚期南方地区正常年份平均定在每亩4石原粮是合理的,每石按130市斤算,则每亩的原粮产出也就是520市斤(合成品粮谷晒干入壳加工成稻米为260市斤)。目前再保守一点,再压低一点,则就可以按曹贯一的488市斤计算。
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估计的明代北方“夏麦秋粟合起来平均亩产为两石。如只种一季作物,产量就较高,亩产也算它两石。两年三熟也作同样的估计。”
由于同样一石容量的原粮,小麦、高粱、粟等比稻谷要重(小麦145斤,高粱142市斤,粟135市斤),所以按平均一石140市斤计算,则两石为280市斤
考虑满清时期,已经打破了明代的卫所编制,尽管耕地绝对数量比明朝下降,但其南北耕地比例关系应该相对接近于明朝的情况,所以就采用吴慧提供的清朝时期南北耕地比例关系来进行加权平均,也即南方耕地占55.55%,北方耕地为44.45%(这个比例可能还低估了明代南方耕地所占的比重,这个数据可能把清增加的新疆等北方地区耕地也算进去)。
尽管以上数据不可能完全准确,因为在明代的话,部分北方地区用水利灌溉的手段,也引种了水稻。另外这里的数据也没有考虑明晚期已经普及的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但作为大概估计的话,也只能如此了。则平均亩(明亩)产量为
488市斤×55%+280市斤×44.45%=392.86市斤
折算市亩,把上述数字除以0.9216,则明代每市亩生产的原粮为426.28市斤。
这个数字和其他时代不妨对比一下,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满清中期均亩产为今制亩367斤/亩,
由于满清后期难以有准确的数字,和民国时期的数字或是可以对比的。
吴慧根据农情报告和国民党政府农林部1948年统计手册等资料,列出了1931年到1947年各种粮食产量的数据表格,然后在此基础上,算出1931年粮食亩产量为270.9市斤;1932年是290.4市斤,1936年是292.26市斤。(这些年份都是气候最好,产量最高的年份了,其他年份灾荒之类,产量更低)
这些民国最好年份的亩产量比明代平常时期都低了一百三十市斤左右,然而这还算是好的。到了抗日战争之后,亩产量进一步下降、
1947年的亩产量是180.71市斤,包括大豆甘薯等之后,是192.5市斤,算上复种是240斤。(国外学者的估计要更低)
也就是明代晚期平均亩产量要高出民国亩产量最高峰时期将近百分之五十
有些人看到这里,一定会大呼小叫了,这如何可能呢?
但是千万不要大惊小怪,事实上,这不但是可能的,而且即便吴慧自个严重低估明代亩产量的情况下,这都是事实。
从满清末到民国亩产量不仅低于明代,甚至还低于汉代国家稳定的时候。按吴慧的说法:
满清后期到民国以来的原粮亩产不仅低于清中叶,而且有的时候(如1947年)也低于汉代的今制亩产264市斤。这是一台不可讳言的厉史事实,不是把汉代亩产压低所能简单了事的。”
至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吴慧分析说是耕畜减少、肥料缺乏、土地贫瘠、水利破坏、灾荒扩大。土地最肥沃的东南产粮区,清军镇压太平天国时杀掠破坏导致户口锐减、耕地荒废,很长时间内元气未复。而日本侵华时期,中国农业发展又陷入停滞。
吴慧说:“只有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指出近代史上这一段的生产的逆转,才是合乎情理的。因近代史上粮食亩产低落,而不敢相信古代的粮食亩产曾达到一定的水平,这不是理解历史的正确的方法。”“正确估量汉唐宋元明清的生产水平,丝毫没有美化古昔贬低近时之意。近代史上生产的低落、逆转,是历史的耻辱的一页。我们要以洗雪耻辱的心情,奋发图强,急起直追,彻底解决历史遗留给我们的困难问题,力争在不长的时间里使我们的粮食生产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的最高点。而不能以低估历史上的生产水平来俯就近时
如果说太平天国失败,曾国藩等对江南地区的疯狂屠杀,尚且造成了这些地区在很长时间内元气不能恢复。那么明清之际,清朝更为疯狂的遍及全国的对各个地区进行的镇压屠杀,其造成的恶果又如何?再加上后续沿海迁界,镇压三藩起义,等等,其恶果又如何?其造成农业和手工业技术最为熟练,最为先进最有文化的人口大量损失,整个技术的断层流失,恶果又当如何?
明代农业生产力古代历朝历代最税率最低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并不落在刻意去美化抬高,而是实事求是还以事实本来面目
“中国是一台耕地差不多全部开垦出来的国家。因国家人烟稠密,百姓众多,人们是消费者,极好吃喝、穿戴及其他家庭消费,特别是他们是大食客,所以人人都劳动谋生,努力得到好吃的食物,去维持他们的巨大耗费。此外,这个国家中懒人受憎恶,人人讨厌,不劳动者不得食,因为一般没有施舍给穷人的习惯。”[83](引者注:关于没有施舍穷人的习惯应是克鲁士的误会,可能呆在中国时间还不够长,否则会知道中国也有施舍穷人的现象)
择录些外国传教士对明代农业发达的记录
克鲁士《中国志》“如我所说,由此在印度的若干地方有大片未开垦的土地(引者注:前面一段话是说印度和占城等地有大片荒野,人们不想耕耘,因为那里的统治者暴君尽可能强征搜刮一切财物,从而无法多劳多得),而在中国则不一样,人人都享受他的劳动成果。所以在中国,一切下种后能收获的土地都开耕了。不宜于谷物的山地,生长着极好的松树林,可能的话也在树间种植豆类。”
“在干土和硬地上,他们种植麦和豆,在既多又开阔的水淹低地,他们种植大米;低地有的一年两收或三收。只有在气侯严寒的高山上,不宜于种植,没有开发。这个国家不丢弃任何不管怎样破旧的东西。狗骨头和其他动物的骨头,他们用来制作玩具,代替象牙在上面雕刻,镶嵌在桌子、卧榻及别的漂亮家具里。他们不丢掉任何品种的破布,凡是用羊毛织成的粗细破布,他们就制成细纸。他们用树皮、根茎和破丝绸造纸,在丝绸纸上写字,余下的则用来卷在丝绸幅一中”
“人粪都得到利用,用钱收买或交换蔬菜,同时他们把粪便从屋里运出去。因此他们用钱或值钱的东西,使他们的厕所清洁,尽管臭闻全城。他们背着粪经过全城时,为避免臭气,他们把粪装在外表极干净的桶里,尽管桶没有盖,仍显得国家和城镇的清洁。有的城市,这些桶常常有盖,免得熏人。人粪用来施在他们的菜园里,他们说施肥后蔬菜可得到生长;他们把粪搀合泥土,在太阳下烘干。”
“和使用人粪相同,他们在各种事情上都用巧劲,不用蛮力,他们用一头牛犁地,把犁制作得可以很好地开耕,虽则畦不及我们的宽。“既然如我们所说土地都得到充分耕种,人们尽管是大食客和消费者,仍然勤于谋生。那土地的出产极富庶,食物及维持生活的各种必需品都极其充足,原因在于中国的主要粮食是大米,在全国产量极丰,有很多一年两收或三收的大稻田。
“也有大量的上好麦子,他们用来作面包,那是从葡萄牙人学来的,从前他们食用的是用同一麦子做成的讲。有很多法国豆、和其他豆类,有大量牛肉和类似牛肉的水牛肉,有很多鸡,鹅和数不清的鸭。无数的猪,猪肉是他们最爱吃的,他们把猪肉制成非常奇特的腌肉,当葡人到印度去进行贸易时,就把无数的腌肉运去那里。中国人重视猪肉到把它给病人吃的程度。他们也吃蛙,蛙是养在门口的大水盆中出卖,售卖的人要负责剥开。在极短时间内他们能剥一百只,他们是从背面剥,开个口子从那里把皮剥光。
“鱼非常之多,有好多品种,都很好,市场上从不缺鱼。有很多螃蟹和牡砺及别的甲壳类,都很好,这些在市场上有的是。市集通常设在城门,及犬街的牌坊下,还有如我们先前已提到的在沿大街的有顶盖的过道里,但在这里不卖鱼和肉,因为专一有售卖它们的街道,除非是可以到处售卖活的。”.
“菜园里有很多蔬菜,如大头菜、萝卜、白菜,及各种有气味韵菜,蒜、葱等等,极其丰富。也有很多水果,如桃、西洋李及我们没有的一种李子,核长而宽,他们用来制成果脯。有很多坚果而且很好,还有很多栗,既有种的也有野的,又大又好,野的比我们的要好,因为他们把壳都去掉,我们的却没有。
“中国人是大食客而且使用很多盘肴,他们同桌吃鱼和肉,穷人有时把鱼、肉煮在一起。同桌用的盘肴,都摆到桌上,让人人可以吃他爱吃的。高贵和文雅的人在交往、谈话和服饰上颇有讲究。百姓则比较粗俗。”
马丁·德·拉达修士的记录《出使福建记(1575年6月至10月)》和《记大明的中国事情》
我们途经的那些城镇,当地的居民开耕土地达到连巉岩,石山都播种的程度,尽管看来在那儿得不到什么收成,所以我认为这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以他们的吃食而论,他们不是大肉食者,据我们的经验,他们的主要食物反倒是鱼、蛋、蔬菜、汤和水果。我们看见的类似我们的东西(除开其他很多不同的品种而外)是:鱼、小麦、大麦、米、豆、玉米和boiona。还有母牛、水牛,他们说内地也有羊,我们也看见猪、山羊,及像我们有的一种鸡,另一种鸡肉是黑的,更好吃,再有阉鸡和黑尾鹉。我们没有见任何野物,因为我们到过的地区没有留下荒地,但他们说内地是有的。我们看见猛禽,也看见鹅和大鸭子,及大量的鸽子和斑鸡。水果有黑白葡萄,但我们没有见葡萄酿的酒,我不信他们知道怎样用它酿酒。也有许多品种的橘子和柠檬、大佛手柑、梨、苹果、野梨、桃、李、桑、坚果、栗、枣、南瓜、黄瓜、西瓜、白菜、小白菜、大头菜、萝卜、大蒜、葱和该国特产的其他很多蔬菜和水果。他们有大量的糖,而且他们制造很多上等蜜饯。
“就我们所见,他们的农田是靠灌溉的,河流水渠处处皆是。他们把桶安在大水车上,轻易地灌溉庄稼,那怕在山头上也灌溉。我认为他们很少让土地休息,因为当我们到福州时,我们看到所有土地都是如下所说那样耕作的。稻米有的尚未移植,有的刚移植,有的长得老高,有的长得饱满,有的则正在收割。当我们返回时,看见类似的情况,在头一茬庄稼收割的,别的谷物己种植,而有的地方正在收割。(这个记录证明,明代晚期,一年二收乃至一年三收的早熟稻的种植已经是极为普遍的现象。连福建这里多山地,水利灌溉不易的地区都普遍如此。按拉达亲眼所见,是所有土地都是如此。
《利马窦书信集》摘录
《四、利氏致西班牙税务司司长罗曼先生书——一五八四年九月撰于肇庆》
“中国土地的肥沃、美丽,富有和中国人的智识与能力,真是卓越异常,太高太大了。如把他详细写出,那就需要几大册”
“在中国,人们虽俭于消费,但穿丝绸很是普遍的。此外也有麻类及其他东西制成的衣服,也是我们一般所没有的,他们用高粱与米酿成的各种酒类;因此,即使很穷的人,买五毛钱的酒,也可足一天之用,而不习于喝水。
“特别要提到的,麦子与稻米以及其他蔬菜,产量远超过西班牙,这是我亲眼见到的,至少每年收获两次;他们听说我们欧洲要让田地休息一年才能播种的事,无不感到十分奇怪;因为他们一年不仅两次,也有三次收成的事,特别是麦子,它不象稻子那样,需要很多的水,这方面归功于照顾与播种的得法和土地的耕耘良好的关系,他们耕种似乎比我们更好。”
(再一次证实了,在明代粮食作物,一年两收三收已经是最普遍的情形了。)
“中国天生好奇与乐观,它整个看来象一座大花园,并有无可形容的宁静与安详。陆地上充满着果树、森林、蔬菜,大部分整年一片青绿,充满着广大的良好田地和丰盛的庄稼,各处全面淡水河流分布其间,大部分都能航行船只,大运河还可通航到北京,人们也可以由陆路前往,那需要三个月,总之,水陆两路,任人自取,好象一台大威尼斯。这些河流真是非常的宁静,两岸的树木成荫,真是柳暗花明,处处一片青翠,至少广东的情形是如此。
(这说明,当时明朝中国不仅人口多,而且环境生态也保持得非常好,和后来清朝的破破烂烂是决然不同的。)
“整个中国就象是由一位数学家所策划,是用圆规所测定,各村各镇有其位,……因为小农庄与小城市,既是如此众多,我可以说全中国就象一台无比大的城市。”
(人口密集到了连农村几乎都如同城市一般,以至于利玛窦说整个中国都象一台大城市)
“人们都说,他们可与罗马人的工程相比美。这些少许我所见到的真是太美了,街道修得笔直,铺地砖,牌坊处处有,比罗马城还多;由于这些牌坊,使城市变得更加庄严,显出国家治理得好,工程伟大,其上镶有大理石的碑文,刻上精美文字,似乎比我们的要好得多。王府很多,但建筑比不上我们欧洲的结实,他们仅仅外表好看。
“这不能不算是一台最幸福的土地,物产丰富,盛产各种金银与各种宝石,河流纵横,湖泊密布、果树百花到处都有;所以这土地上的人既不相信,也不希望伊甸园,他们视自个现世所有的土地就是人间天堂了。
“农夫皆备有一两件好看的衣服,以便见官员或朋友、或接客时用;平常都收藏起来。若没有好看的衣服,就不便接客或晋见官员。……一般老百姓与贵族的服饰又不一样,但外观都很好看,头发上有许多饰物。正象西班牙人的妇女一样。人人都留长发,只有和尚例外。”
“中国土地是很清洁健康的,记得在那里没有发生过瘟疫和传染病,所以充满各处的是白发老人,虽然这事我们可以归功给良好的政府;也有些人可能整天企图在浪费金钱,彼此拜访,相互宴请,饮酒作乐,……人们都很爱好吃喝声色之乐,且有专门书籍,……整年有舞蹈和音乐、还有作乐的处所、钓鱼的池塘,和其他消遣的处所等。”
《利玛窦中国札记》(《基督教远征中国史》)
“凡是人们为了维持生存和幸福所需要的东西,无论是衣食用品或是奇巧物与奢侈品,在这个王国境内都有丰富的出产,无需由外国进口。我甚至愿意冒昧地说,实际上凡在欧洲生长的一切都可照样在中国找到。”
“作为中国人的食谱上主要食品的大米产量远比欧洲富裕得多。蔬菜,特别是豆类等,不仅用来作为人食,而且还作为牲口的饲料,生长的种类无限繁多。中国的这类庄稼一年两收,有时一年三收,这不仅因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更是由于人民勤劳的缘故。”(再一次证实了明代中国一年多收的粮作物已经是最大程度的普及,一年两收,一年三收是普遍现象。)
“从南京到北京沿途经过南京省、山东省的许多著名城市。除去城市外,沿河两岸还有许多城镇、乡村和星罗棋布的住宅,可以说全程到处都住满了人。沿途各处都不缺乏任何供应,如米、麦、鱼、肉、水果、蔬菜、酒等等,价格都非常便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