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危险的判断
刑法中危险的判断
冠文刑辩 今天
原文载《刑法学案例研究指导》,王志远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8月第一版,撰写者:曾文科,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P138-157.
整理:江苏省苏州市公安局法制支队(直属分局)“不念,不往”“诗心竹梦”。
【知识概要】
任何犯罪都有结果。从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关系来看,需要认定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犯罪,是结果犯;行为与结果同时发生,因果关系不成为问题的犯罪,是行为犯。结果包括危险结果与实害结果。出现危险结果即可成立犯罪的,是危险犯;需要出现实害结果才成立犯罪的,是实害犯或侵害犯。例如,杀人既遂时,出现了死亡这一实害结果,所以是实害犯;而杀人未遂或杀人预备时,只存在死亡的危险,所以是危险犯。危险结果(危险犯)又可以分为具体的危险(犯)与抽象的危险(犯)危险在刑法中存在许多种类。如下图所示,首先可以分为行为人的危险与广义的行为的危险。广义的行为的危险又可以分为行为的危险与作为结果的危险。这里所说的具体的危险与抽象的危险都是作为结果的危险。
在未遂犯与不能犯的区分问题上,危险的判断尤为重要。根据对危险的理解不同,各种学说基于不同的理论根据,分别采用不同的判断资料、判断标准与判断时点,最终针对同一案件会得出不同结论,或者即便得出相同结论,但论证理由完全不同。下表对目前为止关于不能犯问题中判断危险的重要学说进行了整理与对比。
一般将不能犯的案件区分为主体不能、对象不能与方法不能三类进行讨论。需注意的是,首先,不能犯是就个别犯罪而言,而不是就全部犯罪而言。例如,即便认为国家机关里负责清扫的人员甲因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而不能对国家机关里的财物成立贪污罪(主体不能型不能犯),也不能否定其可以构成普通盗窃罪。其次,不能犯是就未遂犯而言,而不是就预备犯而言。换言之,说某个行为是不可罚的不能犯时,仅指不能作为某罪的未遂犯来处罚,仍然存在作为某罪的预备犯处罚的余地。例如,乙买好毒药后准备第二天去杀害妻子,可第二天错将食盐当作毒药拿给妻子服用,即便认为该行为属于不能犯(方法不能型不能犯),也只是说不应当以故意杀人未遂来处理乙的行为,仍然可以追究乙买毒药这一故意杀人预备行为的刑事责任。最后,对某个对象成立不能犯时,完全有可能对其他对象成立未遂犯。例如,丙喝醉后想盗窃一辆电动车骑回家,结果盗窃的是自个的电动车,即便认为对于自个的电动车不能成立盗窃罪(对象不能型不能犯),也仍然可能对行为时停放在当场的其他电动车成立盗窃未遂。
以下结合经典案例,分别讨论①未遂犯与不能犯的认定,②具体危险犯中的危险认定以及③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认定这三个问题。
【经典案例】
案例一:童某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童某因犯盗窃罪,于2010年1月28日被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因犯抢夺罪,于2012年1月17日被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7个月,于2016年8月3日刑满释放因涉嫌贩卖毒品罪,于2016年11月12日被全州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2月14日被逮捕。2017年3月2日经全州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其取保候审。
全州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童某贩卖毒品冰毒,其行为触犯了《刑法》347条第4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童某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根据《刑法》第23条之规定,是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童某在刑罚执行完毕后5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根据《刑法》第65条之规定,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
被告人童某辩解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有异议提出知道自个所贩卖的毒品是假的,且对贩卖的毒品数量有异议。
辩护人吴若愚的辩护意见是:被告人童某的行为不构成贩卖毒品罪。①被告人没有贩卖毒品的主观故意,不符合该罪的主观要件;②从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来看,在毒品数量、袋数、真假等问题上,均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之情形,因此应按“疑罪从无”的原则处理;③被告人贩卖的是假毒品,被告人的行为属于刑法理论上的不能犯,没有侵害法益的危害性,不属于未遂犯,不应以犯罪论处;④从罪刑法定原则分析,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综上,应依法判决宣告被告人童某无罪。
经审理查明,2016年10月12日,周某向蒋某(另案处理)购买毒品,后蒋某联系被告人童某向其购买毒品冰毒,被告人童某表示同意。当日19时50分,蒋某授意莫某(另案处理)到被告人童某家取毒品冰毒,并送至全州县凤凰镇麻市村委周某处。当日23时许,莫某按蒋某的吩咐,驾驶其所有的桂C小车到被告人童某家取走装有毒品冰毒的蓝色白沙牌烟盒。莫某驾车行驶至全州县民乐大酒店附近时,将装有毒品冰毒的烟盒藏至一沙堆上,在等待买主时被抓获。公安机关当场从沙堆上查获2包净重为13.49克毒品冰毒疑似物,从其车内驾驶位座位套的储物袋内查获2小包净重为0.29克的毒品冰毒疑似物(已送检)。经检验,从沙堆上查获的2包毒品疑似物均未检出甲基苯丙胺,从车内查获的2小包毒品疑似物均检出甲基苯丙胺。
全州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童某贩卖毒品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第347条第4款之规定,构成贩卖毒品罪,依法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童某有犯罪前科,量刑时可酌情从重处罚。被告人童某对其所贩卖的毒品是假的并不知情,其主观上有贩卖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贩卖的行为,只是犯罪对象认识错误,系犯罪未遂,依法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童某辩解自个知道所贩卖的毒品是假的,且对贩卖的毒品数量有异议。经查明,被告人童某供述他的毒品冰毒是从桂林一名叫“老三”的男子处购买的,购买的毒品是自个吸食的,吸食部分后,剩下的贩卖给蒋某。被告人童某庭前供述比较稳定,从未提及知道自个贩卖的毒品冰毒是假的。故其辩解他知道自个所贩卖的毒品是假的毒品的辩解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被告人童某辩解对其贩卖的毒品数量有异议,公诉机关未提供足够的证据证实被告人童某贩卖毒品的数量为3.49克,对被告人童某的该辩解意见,予以采纳。被告人的辩护人辩称:①被告人没有贩卖毒品的主观故意,不符合该罪的主观要件;②对毒品数量、袋数、真假均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③被告人贩卖的是假毒品,被告人的行为属于刑法理论上的不能犯,不属于未遂犯,不应以犯罪论处④从罪刑法定原则分析,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依法判决宣告被告人童某无罪的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和法律的规定不符。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根据被告人童某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刑法》第347条第1款第4款、第23条、第38条、第41条、第52条、第53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童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管制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二、法律问题
1.被告人贩卖毒品的行为属于不可罚的不能犯,或是可罚的未遂犯?
2.被告人主观上是否存在贩卖毒品的故意?
三、法理分析
可罚的未遂犯(以下简称“未遂犯”)与不可罚的不能犯(以下简称不能犯”。这里说的“不可罚”仅指不作为未遂犯处罚,仍然有可能作为预备犯处罚)的区分,关键在于危险的判断成立犯罪未遂,需要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着手”的标准是对既遂结果产生了具体紧迫的危险。所以,在案件中如果能够认定存在此种造成既遂结果的具体紧迫危险,那么说明行为达到了着手的时点,可以作为未遂犯来处罚;反之,则未着手,应认定为不能犯(当然,如果需处罚预备犯,可作为犯罪预备来处理)关于危险的判断,存在主观主义立场(主观未遂论)与客观主义立场(客观未遂论)的对立。从主观主义出发,认为只要行为表征能够证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就可以作为犯罪来处理。因此,对于未遂犯的认定,关键在于查明是否有犯罪的故意。根据这种观点,上述案件中只要查明被告人具有贩卖毒品的故意,客观上存在所谓的“贩卖毒品”行为,就可以作为贩卖毒品罪的未遂来处理。可以说,上述判决基本上是站在这种立场上作出的。但是,根据主观主义的观点,难以区分未遂犯与预备犯,而且仅以行为人主观上的危险性作为处罚的根据,处罚的范围过大。因此,最近多数学说是基于客观主义立场来论证客观上的行为的危险,而非行为人的危险。
在客观主义立场内部,主要存在具体危险说与修正的客观危险说的对立。具体危险说以一般人可能认识到的事实以及行为人特别认识到的事实为判断的资料,站在行为的时点,以一般人为标准判断是否危险。由于该学说考虑行为人特别认识到的事实,所以在判断之初就需确定是否存在犯罪故意。故意是主观的要素,实务中不能仅凭口供来认定犯罪故意,仍需结合客观事实来证明行为人的主观内容。如本案中,法院通过考虑“被告人童某供述他的毒品冰毒是从桂林一名叫‘老三’的男子处购买的,购买的毒品是自个吸食的,吸食部分后,剩下的贩卖给蒋某。被告人童某庭前供述比较稳定,从未提及知道自个贩卖的毒品冰毒是假的”等事实,认定被告人具有贩卖毒品罪的故意。根据具体危险说,当行为人与一般人均认为所卖之物是毒品时,那么即便客观上该物并非毒品(或不能证明是毒品),也应当将“毒品”作为判断的资料以一般人的标准来判断贩卖“毒品”是否会对公众健康产生危害。如果得出肯定结论,则会认定为贩卖毒品罪未遂。
修正的客观危险说则根据科学的因果法则事后考虑假定存在什么事实时才能既遂,再考虑行为时具备这种假定事实的概率。概率大时成立未遂犯,概率小时是不能犯。可见,该学说并不以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为出发点,而是先客观地考虑存在满足结果发生条件的概率。根据修正的客观危险说,在本案中应进行如下思考:①如果要出现贩卖毒品既遂的结果需满足什么条件?②该条件在贩卖毒品行为当时出现的概率高或是低?针对问题①,如果要出现贩卖毒品既遂的结果,需要行为当时所贩卖的物品含有毒品成分;针对问题②,在行为当时,不含有毒品成分的物品变成含有毒品成分物品的概率极低,几乎为零。因此,根据修正的客观危险说,上述案件中应如辩护人所主张的属于贩卖毒品的不能犯,而非未遂犯。一旦认定为不能犯,即不存在发生既遂结果的具体紧迫危险,那么直接在客观层面就可以排除犯罪的成立,无需对主观方面是否存在贩卖毒品的故意进行考察。
四、参考意见
综上,针对本案中涉及的两个法律问题,根据不同的学说,会采取不同的判断顺序,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第一种意见,根据主观主义的观点,首先要考虑问题②,即被告人主观上是否存在贩卖毒品的故意,本案中能够得出肯定结论;然后考虑问题①,认为客观上的“贩卖”行为彰显了其主观上的犯罪故意,因而被告人属于贩卖毒品未遂。
第二种意见,根据具体危险说,也是首先考虑问题②,认定被告人存在贩卖毒品的故意后,再以行为人与一般人所认识到的事实毒品(而非客观的事实——不含毒品成分的物品)为判断的资料,最后从一般人的视角出发判断贩卖“毒品”的行为是否具有危险性,从而认定被告人属于贩卖毒品未遂。虽然第二种意见与第一种意见的结论一致,但基本立场与论证理由完全不同。
第三种意见,根据修正的客观危险说,则首先考虑问题①,从客观上判断是否有出现既遂结果的高概率,如本案这样的对象不能的案件中,倾向于得出不存在法益侵害危险的结论,从而认定为不能犯;既然在客观层面上得出了不能犯的结论,那么无需再考虑犯罪故意,因而问题②并不重要。换言之,即便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有贩卖毒品的故意,但因为客观上不存在法益侵害的危险,仍然要认定为不能犯(当然,主观上的犯罪故意在认定是否犯罪预备时仍然需要考虑)。
笔者赞成第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立足主观主义,与目前客观主义刑法学的潮流不契合,存在诸多弊端。第二种意见所依据的具体危险说也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在判断资料方面具体危险说既考虑一般人能够认识到的事实又考虑行为人特别认识到的事实。可是,二者不一致时该如何处理呢?具体危险说一般认为,唯有一般人没有认识到危险事实,而行为人特别认识到了,且行为人的这一特别认识符合客观事实时,才考虑行为人的特别认识。但如此一来,危险的有无取决于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丧失了客观性,并不妥当。另外,行为人的特别认识内容是否符合客观事实,只有在事后查明所有客观情况后才能作出判断,这与具体危险说坚持以行为时为判断时点的立场相矛盾。在判断标准方面,具体危险说以一般人的经验法则来判断有无危险。可是,当行为人采用了一般人无从知晓其原理乃至闻所未闻的新颖犯罪手法,但事后查明该手法在科学法则上确实具有导致法益侵害的危险性时,根据具体危险说得出的不成立未遂犯的结论有违保护法益的基本原则。因此,笔者不采纳具体危险说,而采用修正的客观危险说,即第三种意见。
案例二:程某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
一、基本案情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程某某2012年3月14日因吸食毒品被通山县公安局决定强制戒毒2年,同年10月16日被解除强制戒毒。因本案于2013年9月4日被通山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月16日被逮捕。
通山县人民法院审理通山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程某某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案,于2013年12月4日作出(2013)鄂通山刑初字第00210号刑事判决。原审判决认定,2013年9月4日15时许,被告人程某某在牌照号为鄂L×1的越野车内吸食毒品“K粉”后,驾驶越野车从通山县城的“鑫达建材城”附近往老城区方向行驶,途经通山县扶贫办路段时,撞击阮某某驾驶的“义鹰”牌助力车后,推着助力车逆向行驶,又撞击章某某停放在该路段牌照号为鄂L2的小轿车,继续逆向前行,直到撞击朱某甲停放在路边牌照号为鄂L×3的小型汽车才停止。造成3辆汽车及“义鹰”牌助力车严重损毁,阮某某受伤的严重后果。经鉴定,车辆损失共计4705元(其中鄂L×1车辆损失2380元,鄂L×2车辆损失1480元,鄂L×3车辆损失435元,“义鹰”牌助力车损失410元),阮某某的伤情为轻微伤乙级(偏重)。案发后,程某某的亲属与被害人阮某某章某某、朱某甲达成了赔偿协议,赔偿阮某某5000元,赔偿章某某2000元。阮某某、章某某、朱某甲对程某某表示谅解,并请求司法机关对其从轻、减轻处罚。
原判认为,被告人程某某以驾车撞车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致3辆汽车、1辆助力车损毁,1人轻微伤,其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其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取得被害人的谅解依法可酌情从轻处罚。适用《刑法》第114条,判决被告人程某某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被告人程某某上诉提出:①一审认定其案发当天吸食毒品证据不足;②审认定其三次撞击他人车辆证据不足,应是与他人车辆发生碰撞、刮擦和避让不及。其虽有危险驾驶行为,但不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应构成危险驾驶罪;③即使其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其有坦白赔偿、取得谅解等从轻情节,应对其适用缓刑。
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同上诉人程某某的上诉意见一致。
出庭履行职务的检察员认为,有证据证实程某某案发当天吸食毒品,其驾车逆行并非为了避让行人,其行为不符合适用缓刑的条件,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针对上诉的争议焦点,根据本案的事实和证据,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评判如下:
关于上诉人程某某的行为是构成危险驾驶罪,或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危险驾驶罪是指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属于抽象危险犯在通常情况下,不需要判断行为所引发的危险程度,只要行为出现,即构成犯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故意以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以外的并与之相当的危险方法,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属于具体危险犯。行为人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产生了具体危险,即构成此罪
本案中,程某某有吸毒史,曾供述其案发当天在车内吸毒,现场尿液检测氯胺酮呈阳性,足以认定其吸毒后驾驶机动车。其行为不属危险驾驶罪的两种情形,不能构成危险驾驶罪。被害人阮某某、章某某的陈述及证人袁某甲、袁某乙的证言证实,案发时,程某某鼻涕直流,身体瘫软,行走不稳,足以认定程某某因吸毒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严重减退,基本丧失驾驶能力后在闹市区驾驶机动车。其行为超越了抽象危险范畴,已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产生了具体危险,应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上诉人程某某吸毒后在闹市区驾驶机动车,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其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了谅解,可酌情从轻处罚。上诉人程某某提出其行为不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及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与审理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第225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法律问题
被告人吸毒后在闹市区驾驶机动车的行为是否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三、法理分析
犯罪结果可以分为实害结果与危险结果。以危险结果的发生作为犯罪成立条件的,称为危险犯。刑法中的危险犯又可以细分为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具体的危险犯中的危险,是在司法上以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为根据,认定行为具有发生侵害结果的紧迫(高度)危险。例如,《刑法》第145条规定了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该罪以“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为成立条件。“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这一条件表明该罪属于具体的危险犯,这种危险需要检察官举证证明其存在。抽象的危险犯中的危险不需要司法上的具体判断(即拟制的危险),只需要以一般的社会生活经验为根据,认定该行为具有发生侵害结果的危险即可。例如,《刑法》第144条规定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不以“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为成立条件,只要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就拟制为具有发生侵害人身结果的危险,这种危险不需要检察官举证证明其存在。另外,对于以出现实害结果作为既遂标准的犯罪而言,该罪的未遂犯是具体危险犯,该罪的预备犯是抽象危险犯。例如,故意杀人罪以造成死亡这一实害结果为既遂,所以故意杀人既遂是实害犯,相应地,故意杀人未遂时需要达到致人死亡的具体紧迫危险是具体危险犯,而故意杀人预备时只要实施了为杀人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行为,就拟制为存在致人死亡的危险,是抽象危险犯。
首先,本案被告人不构成危险驾驶罪。法院指出,“危险驾驶罪是指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属于抽象危险犯。…其行为不属危险驾驶罪的两种情形,不能构成危险驾驶罪”。(危险驾驶罪是《刑法修正案(八)》新增加的罪名,当时只规定了“追逐竞驶”与“醉酒驾驶”两种行为类型,但《刑法修正案(九)》又增加了两种类型。本案发生在《刑法修正案(八)之后,《刑法修正案(九)》之前,所以法院只考虑了“追逐竞驶”与“醉酒驾驶”这两种行为类型。)按照现行《刑法》第133条之一的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拘役,并处罚金:①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②醉酒驾驶机动车的;③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④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前款第3项、第4项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该条第1款规定了四种危险驾驶的行为类型,其中第1~3项规定的是抽象危险犯,第4项规定的是具体危险犯,因为只有第4项要求“危及公共安全”才成立危险驾驶罪前三项均无此要求。所以,构成前三项的危险驾驶行为的,如法院所指出的,“在通常情况下,不需要判断行为所引发的危险程度,只要行为出现,即构成犯罪”。由于危险驾驶罪明确规定了四种行为类型,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行为样态不符合这四种行为类型的,不能成立该罪。本案被告人是吸毒后驾驶机动车,不符合上述四种行为类型中的任何一项,不能成立危险驾驶罪。处尘具其次,《刑法》中有两个条文规定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第114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第115条第1款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前者规定的是具体危险犯,如法院所指出的,“行为人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产生了具体危险,即构成此罪”;而后者规定的是实害犯,需出现“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实害后果。
虽然第114条规定“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但并非没有造成任何后果。本案中,根据认定的事实,被告人的行为“造成3辆汽车及‘义鹰’牌助力车严重损毁,阮某某受伤的严重后果。经鉴定,车辆损失共计4705元(其中鄂L×1车辆损失2380元,鄂L×2车辆损失1480元,鄂L×3车辆损失435元,义鹰’牌助力车损失410元),阮某某的伤情为轻微伤乙级(偏重)”。但法院仍然认定没有达到“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程度,因此不能适用第115条第2款,只能适用第14条,认定为“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由于第114条规定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具体危险犯,所以需要通过证据证明确实出现了针对公共安全的具体危险。因此法院指出,“被害人阮某某、章某某的陈述及证人袁某甲、袁某乙的证言证实,案发时,程某某鼻涕直流,身体瘫软,行走不稳,足以认定程某某因吸毒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严重减退,基本丧失驾驶能力后在闹市区驾驶机动车。其行为超越了抽象危险范畴,已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产生了具体危险,应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另需注意的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并不是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兜底条款,只是第114条第115条第1款中的兜底条款。所以,认定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时,必须考虑是否达到了与这两个条文中规定的其他犯罪类型同等的危险程度,是否值得与这些犯罪类型同等处罚。所以法院特意指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故意以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以外的并与之相当的危险方法,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四、参考意见
综上所述,本案被告人吸毒后在闹市区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不符合危险驾驶罪所规定的行为类型,不构成危险驾驶罪。但其行为足以危害公共安全,且达到了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相当的危险程度,故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另外,本案中虽然出现了一定损害结果,但由于没有达到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程度,所以只能认定为成立《刑法》第114条而非第115条第1款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案例三:宋某危险驾驶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宋某因本案于2016年12月20日被取保候审。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检察院以渝南检公诉刑诉[2017]28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宋某犯危险驾驶罪。提请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依照《刑法》第133条之一、第67条第3款之规定依法判处。
被告人宋某对指控的罪名及基本事实均无异议。
辩护人认为,宋某没有危险驾驶的主观故意,本案的停车库不属于道路,宋某仅有车的行为,本案潜在的社会危害性较小,故宋某的行为不构成危险驾驶罪,应宣告无罪。
经审理查明:2016年12月2日晚,被告人宋某和罗某等人在南岸区南坪西路“重庆印象”商业街的“伯虎老火锅”餐馆吃饭,期间宋某饮酒。之后,宋某通过手机软件预约了代驾人员李某。因对所处位置不熟悉,宋某和李某未能找到对方。次日凌晨零时许,宋某驾驶小型普通客车从“重庆印象商业停车库(即“沃尔玛”停车库)负二层出发,欲将车交给等侯在车库出口附近的李某。因对车库出入口不熟悉,宋某欲驾车从车库负一层入口驶出,因此与值班保安李某1发生争执,保安简某报警。民警赶至现场,发现宋某有饮酒驾驶机动车的嫌疑,遂对其做酒精呼气测试,宋某呼气酒精含量为262mg/100ml。归案后,宋某如实供述上述事实。经鉴定,宋某静脉血乙醇含量为252.1mg/100ml。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宋某醉酒后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应予支持。辩护人提出宋某的行为不构成危险驾驶罪的辩护意见。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①《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规定,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本案案发地“重庆印象”商业停车库系公共停车库,允许社会车辆通行,故宋某在该停车库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属于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具有发生危害结果的高度危险,符合危险驾驶罪的客观要件。②宋某明知自个饮酒,仍在公共停车库内驾驶机动车,具有危险驾驶罪的主观故意。③危险驾驶罪理论上属于抽象危险犯,不以发生具体危害后果为构成要件,即立法上根据一般人的社会生活经验,将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类型化为具有发生危害结果的紧迫(高度)危险。该危险不需要司法上的具体判断,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就推定其具有该类型化的紧迫危险,符合危险驾驶罪的客观要件。从控制风险的角度,对“驾驶”的认定应从严把握,不需要行为人有明确的上道路行驶的目的,故宋某在公共停车库“挪动”机动车也属于法律意义上的驾驶。④宋某静脉血乙醇含量为252.1mg/100ml,醉酒程度严重具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条规定的从重处罚情节,其潜在的社会危害性较大。综上,辩护人提出宋某无罪的辩护意见不成立,不予采纳。从本案具体案情来看,宋某醉驾时间为凌晨时分,地点在公共停车库内,人员出入很少,行驶距离较短;宋某的犯罪动机是将车驶出车库交给代驾人员;归案后,宋某如实供述本案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且无前科、劣迹,故宋某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依照《刑法》第133之一第1款第2项、第67条第3款、第37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宋某犯危险驾驶罪,免予刑事处罚。
二、法律问题
被告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危险驾驶罪(醉酒驾驶型)规定的行为类型,是否造成了该罪的后果?
三、法理分析
经《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并经《刑法修正案(九)》修改的危险驾驶罪(《刑法》第133条之一)规定了四种危险驾驶的行为类型,即①追逐竞驶,②醉酒驾驶机动车,③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④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其中第①②③种类型属于抽象危险犯,第④种类型需要达到“危及公共安全”的程度才处罚,属于具体危险犯。本案涉及的是②醉酒驾驶机动车类型,属于抽象的危险犯。
抽象的危险犯中的危险不需要司法上的具体判断(即拟制的危险),只需要以一般的社会生活经验为根据,认定行为具有发生侵害结果的危险即可。上述判决中也明确指出,抽象危险犯“不以发生具体危害后果为构成要件,即立法上根据一般人的社会生活经验,将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类型化为具有发生危害结果的紧迫(高度)危险。该危险不需要司法上的具体判断,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就推定其具有该类型化的紧迫危险,符合危险驾驶罪的客观要件”。
具体到醉酒驾驶机动车这种类型,只需达到醉酒的程度,并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就拟制存在针对公共安全的抽象的危险。根据2013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3〕15号)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上的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依照刑法第133条之一第1款的规定,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本案被告人达到了醉酒的程度。该意见同时规定,关于“道路”“机动车”的认定,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规定,“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所以,本案被告人在公共停车库“挪动”机动车的行为,也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
需要注意的是,抽象危险犯与行为犯并不是等同的概念。按照传统学说的观点,行为犯一旦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危害行为即构成犯罪,不以出现结果为必要;与之相对,结果犯则除了需要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危害行为外,还需出现一定的结果才构成犯罪。所以,行为犯是与结果犯相对的概念;抽象危险犯是与具体危险犯、实害犯相对的概念。但是,按照传统学说,确实难以说明行为犯与抽象危险犯的实质区别。本书认为,任何犯罪都有结果,行为犯也不例外。所以将行为犯界定为行为与结果同时发生,因果关系不成为问题的犯罪;与此相对,结果犯则是指需要认定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犯罪。因此,行为犯与抽象危险犯是按照不同标准对犯罪进行的分类。
醉酒驾驶机动车虽然属于抽象危险犯,但并不意味着只要实施了相应行为就必然构成犯罪。抽象危险犯中只是拟制了危险,减轻了检察官的举证负担,但如果具体案件中的特别情况导致行为根本不存在任何危险,则不能认定存在抽象危险这一结果,从而应否定犯罪的成立。换言之,抽象危险犯中“拟制的危险”是一种允许反证的拟制。例如,尽管被告人不能以自个酒量好等为由反证自个没有醉酒,不存在抽象的危险,但如果具体案件确实发生在偏僻无人的道路上,机动车内也没有其他人,可以证明此时根本不存在任何危险,那么可以认定不存在犯罪结果从而不构成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2017年发布,2017年5月1日起试行)中也指出,“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被告人,应当综合考虑被告人的醉酒程度、机动车类型、车辆行驶道路、行车速度、是否造成实际损害以及认罪悔罪等情况,准确定罪量刑。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根据上述《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醉酒驾驶机动车,血液酒精含量达到200毫克/100毫升以上的,依照《刑法》第133条之一第1款的规定从重处罚。本案被告人静脉血乙醇含量为252.1毫克/100毫升,不仅达到了醉酒的程度,而且满足了从重处罚的标准。所以法院认为被告人“潜在的社会危害性较大”,不能认定为“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同时考虑到“宋某醉驾时间为凌晨时分,地点在公共停车库内,人员出入很少,行驶距离较短;宋某的犯罪动机是将车驶出车库交给代驾人员;归案后,宋某如实供述本案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且无前科、劣迹”,从而认定其“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四、参考意见
综上所述,被告人的行为属于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且达到了司法解释所规定的醉酒标准,符合了危险驾驶罪(醉酒驾驶型)规定的行为类型。这种类型的危险驾驶罪属于抽象危险犯,一般而言只要符合了行为类型,就拟制存在作为犯罪结果的抽象危险,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能够证明完全不存在危险时,才能否定该犯罪结果。本案中被告人的醉酒程度达到了司法解释规定的“从重处罚”标准,说明其“潜在的社会危害性较大”,难以证明本案中完全不存在危险,所以不能根据《刑法》第13条但书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只能综合本案具体案情,最终根据《刑法》第37条,认定为“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拓展案例】
案例一:陈某破坏易燃易爆设备、诈骗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11月底,深圳市华强北在线商务有限公司(位于本市福田区)改建工作进入燃气管道铺设阶段,时任深圳市华强北在线商务有限公司的经理杨某1拨打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燃气集团)电话要求派员到福田区金地工业区109栋商议铺设燃气管道事宜。被告人陈某(时为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道气客户服务分公司南山营业中心安全检查员)得知该消息后主动找到杨某1,谎称是金地片区铺设燃气管道的负责人并出示深圳燃气集团的证件,杨某1受骗与之商讨燃气管道铺设方案。
2013年12月4日,陈某伪造并与杨某1签订了深圳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管道气客户服务分公司的《燃气管道工程安装合同》,约定工程总价为人民币98000元。后陈某私自找了一台工程施工队承接铺设安装燃气管道的工程。工程施工队在金地工业区109栋附近找到深圳燃气集团的燃气管道地面标示桩后,开挖地面找到深圳燃气集团中压燃气管道并在管道之上打孔,再接入施工队的燃气用管道,完成了破坏并私接深圳燃气集团燃气管道的非法工程,再将燃气用管道引入金地工业区109栋的房间完成私接燃气工程,最终交付给深圳市华强北在线商务有限公司使用。被告人陈某收取了工程费用共计人民币98000元。2014年中,被告人陈某以现金方式向深圳市华强北在线商务有限公司收取了燃气费共计人民币7000元,其未将该款上深圳燃气集团,而是用于个人日常消费。
2017年1月23日,深圳市华强北在线商务有限公司住户申报燃气故障,深圳燃气集团工作人员发现该地址未申请开通使用管道燃气,随后到金地工业区109栋7楼查看燃气管道时,发现该楼的燃气管道属于私自接驳的管道燃气并当场发现受陈某指派拆除私自安装的燃气表的男子侯某1,遂报警处理。
二、法律问题
1.被告人陈某的行为是否成立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
2.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成立诈骗罪?
3.是否应将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与诈骗罪数罪并罚?
三、重点提示
首先,在客观上,被告人陈某未经有关深圳燃气集团许可、未履行强制性监理等手续,通过私自雇请他人开挖、切割安装燃气管道的方式实际破损坏正在使用中的燃气设备,其既无燃气管道及设备的合同证明,未按标准进行检查、验收,不符合燃气工程材料的专业要求存在设备材料失效风险;又未按照燃气工程建设要求实施强度、气密性等压力试验并组织验收,存在燃气泄漏、爆炸等安全隐患,足以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其次,在主观上,被告人陈某虽没有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的目的和动机,但目的和动机并非该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陈某作为深圳燃气集团的工作人员,明知私自违规操作切割、接驳、开通燃气管道的行为足以危害公共安全仍为之,具备该罪所要求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
案例二:李某、闫某某破坏广播电视机设施、公用电信设施案
一、基本案情
2015年11月份,被告人李某为宣传其经营的“长虹”牌家电而购买伪基站”设备一套。2016年4月8日,被告人李某为其经销商王庄镇“三联家电”商场所进行的“长虹”牌家电销售活动进行商业宣传,安排工作人员闫某某、张某某使用该“伪基站”设备在肥城市王庄镇周边区域内强行向移动手机用户发送广告短信。截至被公安机关查获,被告人闫某某、张某某强行向移动手机用户发送广告短信共计29082条。期间,被告人闫某某负责操作该设备,被告人张某某提供帮助。经检测,该“伪基站”设备在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基站下行频段进行无线发射,共影响29082个手机用户正常通讯,手机脱网时长为30~45秒。2016年4月11日,被告人李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
二、法律问题
一般性的使用“伪基站”发射的行为占用公用频道发送信息时间短,用户感受不到明显的信号中断,特别是其中以合法经营为目的而使用“伪基站”在短时间内强行向不特定用户发送信息的行为是否达到了危害公共安全的程度从而是否构成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
三、重点提示
2015年11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对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规定为“违反国家规定,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或者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干扰无线电通讯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行为的基本特征系并非直接针对公用电信设施本身进行破坏,而是通过干扰无线通讯网络对公用电信产生影响。而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则是指故意破坏正在使用中的公用电信设施,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该行为特征系针对正在使用、已交付使用的公用电信设施所实施的物理上毁损或使上述设施丧失应有性能的行为,但该罪名属于具体危险犯,即构成该罪的行为都必须是达到了危害公共安全程度的行为。
【拓展资料】
1.张明楷:“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扩大适用的成因与限制适用的规则”,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2.冯军:“论《刑法》第133条之1的规范目的及其适用”,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5期。
3.张明楷:“危险驾驶罪的基本问题——与冯军教授商榷”,载《。政法论坛》2012年第6期。
4.梁根林:“《刑法》第133条之一第2款的法教义学分析:兼与张明楷教授、冯军教授商榷”,载《法学》2015年第3期。
5.陈家林:《不能犯初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张明楷:《未遂犯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