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前期，秦国因商鞅变法而强大，为何其他诸侯不效仿？_ZNDS问答

两千余年前，我国历史上第一台大一统王朝——秦朝自西陲发迹，其先祖非子为周王室养马有功，受封秦地。之后数代国君励精图治，率领秦人崛起于乱世，历经百年起伏，及至孝公，奋前辈之余烈，重用魏人卫鞅实行变法，奖励耕战，不断增进农业生产，为大秦灭六国，实现中国一统大业奠定了基础。想必有读者朋友想问：“秦国因商鞅变法而强大，那么其他六国为啥不效仿而图强呢？”且看笔者从秦与六国异同出发，一一道来：

一、内忧外患，秦需自强
崤山以东，是战国其余六雄，与他们相比，秦人没有多辉煌的身世：先祖恶来事商纣王，被周武王杀之；非子为周天子养马有功，受封秦地，非子便以封地为氏，号为“秦嬴”，但秦人依旧只是周之附庸，而秦人又世代戍守边境，与犬戎为敌。卑微的身世、凶残的敌人、贫瘠的土地，养育出心狠手辣，能征善战的秦人，但却被山东六国鄙夷为“蛮夷”，虽秦地无礼乐教化，但卫鞅与他带来的大法律条，却也不再受到束缚，最适合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秦人虽然出身卑微，但都知道“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道理，昔日秦襄公带兵护送周平王至新都，周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给他岐山以西的土地，秦始建国；秦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馀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秦穆公时代秦国参与中原争霸，虽强不过同样崛起的晋国，但及时转变方向，将矛头指向西戎，又四处招揽贤才，“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在谋士由余的协助下，向西“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秦康公及其子秦共公在位期间继父祖之余烈，频频向晋挑战，却难得一胜；桓公、景公、哀公、悼公、厉共公、躁共、怀公、灵公都非中兴之主，简公、献公虽有图强之意，但无奈百年衰落，在变法上尚不彻底，却都为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奠定了基础。

及至孝公，对衰落的秦国深恶痛绝，决定改革图强，欲夺回河西之地，完成父辈的遗愿。于是孝公以恢复秦穆公时期的霸业为己任，广施恩德，救济孤寡，招募战士，一篇《求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引得卫鞅求见，两人畅谈几日后毫无倦意。从此，这对被后世推崇有加的君臣联手合作，在秦国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秦国遂强，“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改革的道路是艰难的，惠及百姓，却触及了贵族的利益，因此嬴姓宗室大多反对，或是公子的秦惠文王嬴驷以身犯险，但都没有阻碍秦孝公变法的决心，为何商鞅变法能在秦国延续数年，而山东六国效仿不来，最大的原因便是孝公与卫鞅这对君臣始终亲密无间。而秦孝公的后继者们，亦不敢忘先祖之志，因此商鞅虽死，但法律畅行，六国也无一国能做到此。
二、魏从变法，成就霸业
秦孝公重用商鞅变法，为秦一统天下的霸业奠定基础，然而在商鞅之前，也有人帮助魏国变法图强，此人便是李悝。其实魏国比秦国更早有统一的能力，为何？世人只知商鞅变法，殊不知商鞅投秦所带之物，正是李悝的《法经》，秦国商鞅变法，很大程度上借鉴了魏国李悝变法。魏文侯时期，由于魏国地处中央四战之地，忧患的环境和勃勃雄心使魏文侯成为战国最早推行变法图强的君主，其重用李悝主持魏国的变法工作和法制建设，影响了中国政治两千年。魏武侯时期，任用军事家吴起进行改革，魏国继续强大。等到魏武侯之子魏惠王在位的时候，魏国已经称霸中原长达百年。

盛极一时的魏国败了，败给了日益崛起的秦，其中错的不是魏国的法律，李悝、吴起的变法，错的是魏惠王，将先辈留下的一手“好牌”打得稀烂：马陵之战，魏国实力大损，称霸中原的局面一去不复返；河西之战，不仅河西之地尽失，魏卒还被秦军斩首八万；公孙衍发动“五国相王”引得楚国不满，楚国向魏国发起进攻，魏国再败。魏惠王时，曾经强大的魏国却处处挨打，先祖留下的基业被耗损殆尽，魏国再无力变法图强，直至灭国。
三、筚路蓝缕，荆凤夭折
相比于秦发迹于西陲，楚国同样身份低微，常常以“荆蛮”自居，周代典籍《国语》有言：“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从弹丸之地丹阳发展成为雄踞南方的泱泱大国，创业之艰难，令人叹息。那时的楚国穷啊，首领熊绎受封周成王分封为“子”，楚人大振，想要祭拜先祖之灵，全国上下竟然拿不出一头牛来，只得在鄀国这个地方偷一头小牛来祭祀祖先。楚国惨啊，或是小国的时候，不得不看周室脸色行事，稍有不慎便是刀兵相向。楚国虽弱，但楚民懂得自强，因此楚国多出贤君明君，楚国国君熊绎励精图治，带领领民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终于在南方站住脚跟，建国之初虽举步维艰，征战也是胜负参半，可喜可贺的是等到了楚庄王，楚国先后吞并了四十五个较弱小的诸侯国，楚庄王也成为新一任“中原霸主”，荆楚凤凰，终于展翅高飞。

楚悼王元年（前401），各国竞相改革成功，然而此时的楚国国外形势严峻，国内社会矛盾尖锐，而为了延续楚国霸业，楚悼王重用帮助魏武侯改革变强的吴起，变法雷厉风行，又得到悼王全力支持，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然而吴起却没有商鞅的好运，在变法如火如荼进行中，楚悼王不幸病逝，楚朝旧贵族势力抬头，欲诛吴起，吴起急中生智，伏在楚悼王尸体上，旧贵族依然用乱箭射杀吴起，同时也射中王尸，随着楚悼王与吴起的死去，楚国历史上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也就夭折了。尽管后人重拾霸业，但依然难逃覆灭的命运，楚怀王时，虽任用昭阳、芈原、景翠、屈丐等贤臣良将，楚庭一时人才济济。楚怀王和唐昧积极变法，恢复了楚悼王、吴起时期的许多法令，但这次改革触动了权贵阶层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抵抗，改革再次失败，这只南边高傲的凤凰，再不能展翅飞翔。

四、田氏代齐，只图小利
说起齐国，我们自然会想到一台人：吕尚，“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说的就是他了。在吕尚助周灭商后，他就被周武王封于营丘，国号为齐，后世为作区分，变称为“姜姓齐国”，吕尚到底营丘后，应当地风俗，简化礼节而修政，大力发展渔业、工商业，并从海中获取食盐，凭借鱼盐之利，齐地人口大增，齐国成为大国。然而百年之后，齐国卿大夫做大，开始废立齐国国君，直到田氏专权，齐康公被田和放逐，姜姓齐国为田氏取代，世称“田齐”。

齐国也有变法的例子，昔日齐威王不堪国弱，立志改革，思贤若渴，得邹忌为相，“谨修法律而督奸吏”，齐国由弱转强，遂成东方大国。然而好景不长，等到了齐愍王时，齐国看似强大，但暗疾不少：相邦田文专权、苏秦入齐从事间谍活动、田甲劫王。而愍王也是个只图小利的人，在五国合纵攻秦时作壁上观，不知“唇亡齿寒”；常常因小利而派兵攻打六国，四面树敌；为争宋国，对盟友大打出手。最终五国伐齐，齐国差点亡国，齐愍王辗转各地，因其傲慢无礼，所到之处皆如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最后还被楚顷襄王和楚将淖齿所骗，被杀掉了，齐国也再无问鼎中原之志，最后慢性死亡。

五、一弹指顷，由盛转衰
“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为啥秦灭六国的顺序中，韩是第一，因为韩国虽然，但韩弩可使“远者括蔽洞胸，近者镝弇心”，韩剑也以锋利著称，“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当敌则斩坚甲铁幕”。相比读者们不会相信，七雄中最弱的韩国，也盛极一时。那时是韩昭侯时期，为修政法，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内政修明，国成小康，史称“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然而有申不害相助，韩国也难成大事，韩国的位置实在是太差了，东部和北部都被魏国包围，西阻秦国东出而被虎视眈眈，南有楚国时常侵扰，以及有当时已很薄弱的东周。韩国的盛世也只在申不害为相的十五年内，之后，韩国迅速衰落，夹在列强中间，屡遭欺凌，又不得不为苟延残喘而吃嗟来之食，被秦驱逐攻魏、楚，被魏驱逐抗秦，天下皆言韩人“反复无常”，实乃无奈之举。

此外，战国七雄的燕、赵都有过改革，燕昭王用乐毅改革，使燕有了抗齐的资本，更是使得五国合纵伐齐时，推举乐毅为将，获得大胜，齐差点灭国，燕得报当年齐国入侵燕国之仇；赵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推行军改，赵国兵强马壮，名将辈出，拓地千余里。然而可惜的是，这位昔日雄主，晚年却因自个两个儿子对王位的争斗，而饿死沙丘宫。秦有商鞅变法，山东六国也有自个的变法改革，但相比之下，却只有秦能彻底变法，秦惠文王即位，虽诛商鞅，但商君之法并未废除，此后被武王、昭王、庄襄王、始皇帝沿用，这才使得秦最终能胜六国。

谢邀！
以前写过一篇《为啥商鞅身死而其法存？》，感觉与本题比较贴。个人感觉哈，各国不是不想学，甚至变法比秦早，而且效果也很好，最主要是，没有能够像秦一样，六七代君主都没有改弦更张，这个是太不容易了。详见下文。

商鞅变法使偏在一隅的秦国一跃而成为战国七雄的老大，想打谁打谁，想修理哪个就修理哪个。然而，商鞅的权势如日中天的时候，老板秦孝公嬴渠梁突然离世，使商鞅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被商鞅打压了二十余年的秦国宗室立即反噬，以“谋反”之罪灭商鞅全族，将商鞅五马分尸。
然而，商鞅虽死，秦国却继续沿用商鞅之法，这是指什么道理？
有人可能说，那是因为变法使秦国得到巨大的好处，所以商鞅身死而其法存。
这当然是个理由，但绝不是最根本的原因。
在秦变法之前，魏有李悝（读如亏）变法，楚有吴起变法，几乎在同一时期，韩有申不害变法，也都获得巨大成功，然而为啥这些国家的变法最后都失败了呢？特别是吴起变法使得楚国空前强大，吴起领兵暴揍了秦国好些回，然而楚悼王一死，旧贵族们就对吴起万箭齐发，吴起身死，其法亦亡。
再看王安石变法，虽然效果并不理想，但也非一无是处。然而，司马光一上台，尽废新法，支持新法之人全部罢免，大文豪苏轼也成为受害者。
明朝张居正改革，用十年时间行万历新政，使风雨飘摇的大明朝气象一新，扬威北疆，国库充盈，于国于民，特别是对巩固朱氏江山功莫大焉。然而，居正一死，万历皇上尽废新政。
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因此，仅仅因为商鞅之法于秦国有利，并不能作为其存在下去的理由。
我琢磨着，一项改革能够持续下去，至少要有两个因素：一是确实对国家有利，这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二是要有统治者的支持，特别是有实力的君主的支持（光绪皇上支持戊戌变法，奈何他实力不够）。二者缺一不可。
王安石变法，第一台条件就没达到。张居正新政失败，则是万历皇帝不干了，一点办法也没有。
下面，我们分别来摆一摆。

商鞅之法对秦国的好处
商鞅变法，最根本的是推行耕战制度，也即有粮吃，能打仗。打仗的部分我们不说了，从孝公开始，秦国一直在打仗，打得六国满地找牙。今天说说吃饭的事。
事实上，商鞅之法并不是他一台人在家里喝着小酒就想出来的，他的很多理念和做法完全承自在魏国变法的李悝，李悝所著的《法经》，无疑是商鞅的枕边书。
与儒家相比，法家属于务实派、实干派。大儒们总是声称君行仁政，则风调雨顺，人民安居乐业，政治清明。但他们从不曾解释过为啥仁政就会风调雨顺。法家不然，这个李悝干了一件现代统计学家干的事儿，他深入乡村一线对农民的生存状况作了一次深刻调查，得到一台让所有人非常沮丧的结论：

农民一年忙到头，竟然入不敷出！
李悝以一家五口、治百亩田（周制，一户分田百亩）为统计单位。亩岁收一石半（石读如旦，秦制一石120斤，一斤相当于目前的半市斤）半，百亩得粟150石。全年的柴米油盐全在里面了，包括：上交国赋15石；口粮每人每月一石半，五人一年为90石。剩余45石。按当时的市场价一石粟三十钱，45石得钱1350。刨去祭祀费用300钱，五人每年添置衣裳1500钱，这样算下来，竟然出现450钱的亏空！这还不包括红白喜事、伤风感冒，以及其他七七八八的突发费用。
全国的农民都生存在这种状态下，那还打什么仗啊！
商鞅在去秦国之前，就生活在魏国，对李悝变法非常熟悉，因此，在秦国改革时，大幅调整了每户拥有的土地数目，在不改变周制的每户一百亩的情况下，他变动了每亩的面积，周制以百步为亩，商鞅易以240平方步为亩，结果是，同样的五口之家耕种百亩之田，年收入却是原来的三倍多。再按李悝的算法，一年下来，能够盈余7050钱。
显然，商鞅变法之后，在收入上，农民是满意的；农民有钱了就会去消费，那么商人也有好处；农民交赋多，商人交税多，国家也有好处。再加上商鞅制定的军功制度，奴隶可通过打仗立功恢复自由，自由民可通过打仗立功加官晋爵，改变自个的身份，所以，改革二十余年后，应该说大部分老百姓是拥护新法的。
然而，这就可以了吗？差得远呢！
改革之初，当时或是太子的秦惠文王嬴驷，犯了不知什么罪。他是储君，当然不能受刑，于是，商鞅让太子师傅嬴虔、太子老师公孙贾代为受过，割了嬴虔的鼻子，烙花了公孙贾的脸。嬴虔是秦孝公的亲哥哥，惠文王的亲叔叔，居然被割了鼻子！那个时候又不能到韩国首尔去整容，嬴虔哪还有脸见人？他八年没有出门一步，对商鞅恨入骨髓，他活下去的目的，就是剁了商鞅。
商鞅夺了宗室权力，又收了宗室的土地，几乎可以说把秦国贵族得罪光了。商鞅在秦国得罪了多少人？有多人想杀他而后快？看看他出行时的情况就可以猜想了。商鞅出门，随从几十辆车，车上都是顶盔贯甲的卫士，由身强力壮的人做贴身警卫，持矛操戟的人紧跟车子奔随，这些防卫只要有一项不具备，商鞅就不敢出门。
我的乖乖，商鞅的生活可真是刺激啊！
其实，他能活下去，安保措施还在其次，最主要或是有秦孝公对他的支持。这就是另一台因素：

有实力的君主的支持
先看一下孝公到始皇的七位君主的执政时间：
秦孝公嬴渠梁，在位24年
秦惠文王嬴驷，在位26年
秦武王嬴荡，在位4年
秦昭襄王嬴稷，在位56年
秦孝文王嬴柱，在位3天
秦庄襄王嬴异人，在位3年
秦始皇嬴政，在位37年
孝公、惠文王、昭襄王、始皇，这四位在维护商鞅之法方面都是强有力的支持者，而且他们在位时间都比较长。而相对弱一点孝文王、庄襄王和有点“二”的武王，一共才执政七年。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君主的寿命和继位问题一样，对一台国家太重要了。
我们摆一摆孝公、惠文王和昭襄王。
第一位，秦孝公
前面我们说过，秦孝公是商鞅变法的开创者和中流砥柱。史书上对他的记录并不太多，但他是神一般的存在，他似乎一直坐在那里，冷冷地看着商鞅和嬴虔他们的斗争，视情出来拉个架、敲打敲打，他的重心当然是支持商鞅变法，但他也不会让商鞅把宗室赶尽杀绝，始终维持在某种平衡之上。
我一直都认为，人的能力、思维一定有天生的成分在里面，天才们很小的时候就能够显露出来。雷蒙德·卡佛说，一台人活到十八岁，他掌握的东西就足以成为一台优秀的小说家了。是的，我也是这么认为。孝公就是天生的统治者，他十九岁继位，就开始考虑秦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们，活到四五十岁，还在想着如何养家糊口的问题，这是没办法比较的。
扯远了，拉回来。
当孝公看着商鞅出行全副武装的队伍，看着嬴虔、公孙贾们阴狠的眼神，他早就料到了商鞅的结局。
他一点都不担心商鞅的死，他担心的是，商鞅死后，秦国会如何办？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变法的成果被宗室贵族毁于一旦。
商鞅夺了宗室贵族的权，夺了他们的封地，一旦他们上台，一定先是要了商鞅的命，然后抢回他们的权力跟土地，再然后，用磕膝盖儿也能想明白，立即走到原来的老路上去。如此，商鞅之法必废。
第二位，秦惠文王
于是，我们可以想像，他一有机会就会教育太子嬴驷：商君变法，使我大秦国富兵强，我死之后，宗室贵族一定不会放过商君，你还年轻，一旦宗室上台，哪里还有你说话的份儿？宗室一定会尽毁新法，那我大秦的基业也就完了。因此，儿子，附耳过来，我给你几个锦囊妙计：第一，杀商鞅，在宗室面前立威；第二，绝不能受宗室的控制，必须用客卿来制衡他们；第三，守卫商鞅之法。你杀商鞅，宗室感激你；你用客卿，宗室没办法控制你；不管是奖励人、惩罚人或是控制人，都要用法去进行，让所有人都存在于法的框架之下，而这个法如何定，由你说了算。切记切记！
当然，上面是我猜的，孝公到底跟儿子说了些什么，谁也不知道。但是，从史料上可以看出，惠文王嬴驷继位后，的确就是这么做的，守住了变法的果实，控制了宗室的权力。
第三位，秦昭襄王
前307年，秦昭襄王嬴稷继位。这位爷，厉害了！执政五十六年，几无昏招。
嬴稷在军事上所向披靡。服韩、逼魏、削楚、毁赵，完美地奠定了秦国统一六国的基业。这位爷是一位几近偏执的法制建设者和维护者，可以说，商鞅之法在他手上更加发扬光大。
举两个例子：
有一次，人民群众听说嬴稷生病了，每个里（行政单位，每里大约二三十户人家）都买了牛为他祈祷平安。嬴稷得知并核实情况后，说，罚每里二甲。大臣们都很诧异，嬴稷解释说，没有命令而擅自祈祷，这是出于爱戴我的缘故。他们爱戴我，我便要改变法令以同样的心去回报他们，如此一来法制的权威岂得确立？法制不确立，这是乱国亡身的途径啊。
又一次，秦国遭遇饥荒，应侯范雎请求向饥民发放王家五大苑囿里的瓜果等产出，帮饥民渡过难关。昭王不准，说，秦国的法律，民众有了功劳当得到奖赏，有了罪行当受到惩处。目前如果无故发放五苑的产出，那就是使有功劳的人和没功劳的人都得到好处。使民众有功劳的和没功劳的都得到好处，这是使国家陷于混乱的节奏。我宁肯丢掉这些东西使国家得到治理，也不能发放这些东西而使国家陷于混乱。
这个嬴稷，是不是有些偏执？
总之呢，我感觉，商鞅虽死而其法存，并不是一台必然的结局，运气的成分很重，恰恰碰上的这几位君主想让其法存，如果孝公死的时候，继位的不是惠文王，而是二世胡亥，或者是后主刘禅，或者是东吴孙皓，或者是晋朝白痴皇帝司马衷，或者是几十年不上朝的万历，那商鞅之法早就死菜了。呵呵。

范雎之死
上次我们提到，秦有保举连坐的法令，即，保举的和被保举的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一台犯了罪，另一台也别想跑。你保举了一台人，这个人犯了死罪，对不起，你也要陪着他死！
前257年，信陵君魏无忌，在邯郸大败秦军，秦将王龁撤军。大将郑安平陷于重围，率二万人投降赵国，范雎受到谴责（郑安平是范雎的救命恩人，范雎拜相后，保荐郑安平为大将。而大将投降，举荐人是要受到牵连的）。前255年，河东郡（安邑，山西省夏县，魏国故都）郡守王稽因犯通敌罪被判斩弃于市。对了，这个王稽就是把范雎引荐给昭襄王嬴稷的人，范雎投桃报李，推荐王稽为河东郡守。太史公说，因为这两件事，范雎恐惧，后来燕国人蔡泽入秦，范雎推荐蔡泽为相，借机辞职得了善终（见拙文《范雎被逼无奈，得了一台善终》）。然而，秦昭襄王这样一台偏执于法制的人，真的会放范雎一马吗？本来我也以为如此，结果竟然不是！
睡虎地秦墓竹简《编年记》明确记载：五十二年（前255年），王稽，张禄死。
我倒！张禄是谁？是范雎到秦国的化名啊！张禄即范雎，原来，范雎没逃过去啊！
王稽，因“与诸侯通，坐法诛”；范雎的罪名是“罪当收三族”。收，意为籍没为官奴。也就是说，范雎自个被诛，其父母、兄弟、妻子皆要没为官奴隶。
秦昭襄王嬴稷，真是老而成妖了，一直到死，都死守法度，一点情面都不讲。在这样的人的统治下，商君之法存，才成为可能啊。

再啰嗦几句，君王对法制的支持如此有力，反过来讲，他想要践踏法律，也是分分钟的事。后面要讲秦二世胡亥，上台一年，大秦就几乎崩溃，说明法制没能救得了大秦，也即，秦所行的法制，依然是王权下的法制，对君主的要求太高，这与法治的本质是不相容的。制度到底应该如何设计，才能够真正依靠制度本身来最大限度地防范人为干扰，这是应该考虑的问题。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实力在初期是最弱小的，但其强大的开始就是商鞅变法。
秦国用了商鞅的治国策略之后，历代君主坚持实施，终于成为能凭一己之力与六国抗衡的庞然大物。
但是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六国在见到秦国逐渐强大的同时，他们又在做什么呢？

春秋战国时期变法不是秦国独有的策略，但秦国是最成功的一台

“穷则变，变则通”，这是共识，不是春秋战国时期某一方势力独自悟出的。
当几百年的混战，各方都奈何不得其他势力的时候，自然就会有人以变革的方式来强大自身，最先开始这项举措的不是秦国，而是齐国的管仲。
管仲在不放弃农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商业，和朝鲜半岛等地做生意，使得经济积累迅速雄厚起来，着实让齐国得到了不小的实惠。
但商业不直接创造价值，所以齐国一直以来都是经济条件不错，国家的战力往往并不是特别强。
但是这样的现实给其他国家都上了一课，清楚了变法所带来的好处。
在秦国商鞅变法之前，最先开始变法的是魏国，叫做“李悝变法”。

李悝变法的举措主要是有四个方面：

从这四点来看，目的非常明确，想要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来使得国家各方面的活力被激发，比如废除“井田”的目的就是调动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废除“世袭”，就是要给更多的底层百姓以进身之路。
这样的举措虽然简单，但十分有效，使得魏国在当时成为了第一大国。齐国不敢与之争锋，秦国更是经常受到它的欺凌，秦魏之间的世仇和其有很大原因。
李悝的变法为各国都建立了一台榜样，原来旧有制度是如此不堪，只有彻底粉碎掉这些桎梏，才能使得国家变得强盛。
其他国家自然也不能坐以待毙，也开始纷纷变法。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两股势力。

第一是法家其他两派在韩国、齐国的尝试。

诸子百家中同一家里也有不同的流派，法家当时也是一分为三，商鞅、申不害以及慎到分别代表法治、术治和势治。
商鞅通过维护固定法治的权威，来为社会建立固定的秩序，而其他两派其实重点在于教授君王御下之术、为官之道等等，把这些内容凌驾于固定法规之上。
结果不言而喻，无论是韩国或是齐国都没有成功，因为没有触及到本国固有弊病，实力提升并不明显。

第二是吴起在楚国的变法。

吴起的经历很复杂，在鲁、魏、楚三国都出仕过，并且身居要职，而他本身曾经是儒家传人，但因为不孝被逐出门墙，改投兵家，在魏国时期也受到了李悝法家思想的影响。
所以，吴起到达楚国之后，一年时间就身居高位，开始在楚王的支持下展开变法。

有意思的是，吴起的变法和李悝的变法基本一样，贵族世袭不能超过三代，也就是“减爵禄”，同时整顿吏治，建立法治权威，还有加强军事训练。
这些举措其实和李悝基本一样，但楚国的旧势力非常强大，以至于在楚王死后立刻追杀吴起。最终不顾吴起身边楚王的尸体，将其与楚王遗骸一同射杀。
但更有趣的是，吴起之死使得新任楚王有了一台借口，那就是这些贵族侮辱先王遗体，罪同叛逆，于是几乎将最顽固的贵族屠戮一空，使得吴起变法的措施施行比其活着的时候更顺畅。
楚国也成为了当时的强国之一，军队南征北讨，战无不胜，一时风头无两。
再之后，才是秦国开始重用“商鞅”变法。秦国也是在这一时间认识到变法的必要性。

商鞅的变法明显和李悝非常像，施行法治、耕战等策略，训练新军，几乎是李悝变法核心的一次翻版，只不过更贴切秦国的现实而言。
秦国通过变法迅速强大了起来，不仅战胜了不可一世的魏国，还夺回了曾经失去的大片土地和人口，天下卑秦的局面被改写，各诸侯国开始正视这一正在崛起的新星。
六国变法为何不能像秦国一般：核心思路偏移与勇气的缺失

从实际情况来看，秦国的变法是最持久也是最成功的。秦国的强大不仅仅在于其变法思路的精准，也在于时间的持续。
而这些是其他国家变法所没有达到的。
秦国变法主要有两个思路：

第一台是在思想上的统一。

以律法来进行管理，需要注意，这个“律法”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法律”，它不维护普通人的利益，只是作为管理社会的工具而已。
在秦国，只有认同法家思想的人才能得到任用，儒家、道家等等学说都是被排斥的。

而通过一系列改革使得更多的普通人能通过战功、农耕等方式得到更好的生活，极大提高了全体社会的积极性。
旧有贵族不得不重新考虑自个的地位，他们连安详的死去都无法做到，必须重新取得战功才能成为永久的贵族；而普通百姓本身就是近乎一无所有，能通过努力改善生活环境，自然有极大的积极性。

第二个是对国内经济形势看得非常准确。

不同于齐国想要通过外贸的手段来积累财富，也不同于一些国家依战争或者政策吸引更多人口来投奔，秦国当时的情况是土地够用，人口稍有欠缺，但最根本的是生产力低下，不能完全开发已有土地。
所以当务之急是如何调动生产的积极性，使得土地能物尽其用。
可以发现，秦国在强大之后，并没有像齐国、楚国那样开疆拓土，而是夺回那些原属于自个的土地之后，加固自身，和三晋、楚国这些邻居修好。

其实说起来也是幸运，当时秦国最穷，土地开发也最无力，所以才给了他们这样一段自我完善的时间，而这些是其他诸侯国所没有遇到的。
而其他诸侯国并没有坚持贯彻变法，是因为他们和秦国的环境不同。
当时天下诸侯国主要的话语权在中原地区，他们看不起两个诸侯国，一台是秦国，地处边陲，成为“戎秦”；另一台是楚国，地处南疆，被称为“荆楚”。
中原诸侯人认为这两个地区和那些茹毛饮血的四夷没什么区别，文化上极为落后。
楚国和秦国的环境也不同，楚国是大国，它和中原诸国交恶不是因为他不能融入，而是他太强大了，并且桀骜不驯，经常不给面子。
而秦国却是因为自身的弱小，其他诸侯国看不上它，认为它没有资格和自个并列，这就是“天下卑秦”的境况。
所以，对于其他诸侯国来讲，变法是强国的手段，但如果不变法最坏也就是进步得比较慢而已，其自身或是让人畏惧的大国。
但是秦国不行，它必须要通过变法来改变自身的处境，否则随时都有被灭国的风险。
也就是说，其他国家的变法是为了强国，而秦国的变法是为了生存。

那么，其他诸国自然没有秦国那种“破釜沉舟”般的勇气，孤注一掷的决心，这才使得各国变法虽然能取得一定成效，但“人亡政息”是常态，其成果短短几年就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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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在秦国而不在其他国是因为当时只有秦国有强烈变法愿望，秦国也十分需要商鞅来变法，而其他国一没有强烈要求变法的志向，二没有变法能人和变法的国内环境。
战国秦献公时期，为收复河西，献公亲率秦军在河西与强大的魏国交战，结果秦军大败，秦虽俘虏了魏相公叔痤，但献公却中毒箭而亡，献公临终将国君位置传给其子赢渠梁即秦孝公。这次大战秦国大败，国力进一步被削弱，战后以魏为首的六国图谋瓜分了秦国，孝公继位后面临着被灭国瓜分的压力。孝公面对六国欺负的耻辱，立志发奋图强，并向天下颁发招贤令，欲求贤能助秦变法图强。秦魏之战后，秦释放了魏相公叔痤，公叔痤回魏后不久将离世，弥留前向魏君推荐其极有才华的手下卫鞅继仼魏相，并嘱魏王如不用卫鞅务必要杀了他，但魏王不以为然，没有重用卫鞅，也没听从公叔痤的意见杀了卫鞅，让卫鞅自生自灭，卫鞅之后被魏国奸官残酷迫害差点没命。正在绝亡之际，遇到了秦国发岀的求贤令，决定投身秦国以一试身手，于是历尽艰险来到了秦国，多经周折见到了孝公，几经试探，探明秦君有变法强国的决心，于是真诚向孝公提出了自已的变法设想，被孝公赏识，委卫鞅以重任，全力支持卫鞅在秦实施变法，从此孝公与卫鞅联袂上演了千古传奇的君臣合奏大戏，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商鞅变法。经过变法，奏国迅速掘起成为战国一霸，不但在孝公有生之年收复了河西失地，实现了报仇雪恨的愿望，经孝公之后几代秦人的不懈坚持变法，终于灭了战国各雄，实现了统一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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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前期，秦国因商鞅变法而强大，为何其他诸侯不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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